元杂剧作家在并未细究忻州作为地理名词在理史上的沿革过程的情形下，错以为前朝宋时的忻州亦可推用在两汉、三国，因而留下如此谬柄；按今日的忻州市，在东汉时属并州太原郡阳曲县辖下，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时，曹*另置新兴郡，郡治所在为九原县，即今之忻县，根据清代学者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载：新兴郡，《魏武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县领其民，立以为新兴郡，《太原府志》：治九原。
九原，故属五原。《元和志》：汉末徙置太原阳曲县界，属新兴郡。
因此，就算貂蝉实有其人，起码在她生前，向别人说起她的出生地时，也绝不会是：“并州九原县木耳村人”。另察魏文帝黄初元年时，复置于建安十八年时省入冀州之并州，并以太原郡郡治晋阳为并州州治，而中国地图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三国时代“冀州并州地图”页上，标示太原郡晋阳所在上方即有并州二粗体黑字，或许孟先生未及细辨，误以为此“并州”即为郡名，从而有“并州郡九原县”之说？
话说回来，当初杂剧《连环计》作者之所以要将貂蝉说成忻州人氏，主要是因吕布的籍贯在并州五原郡九原县，而元代时的忻州，属九原府，既然戏里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两人出自同一乡里似乎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为了迁就吕布“五原九原”的出身，而把貂蝉设计成元人所理解中的九原忻州人，殊不知，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吕布生前时的“五原郡九原县”，在今包头市西方，建安二十年时，五原郡为曹*所省废，九原县治才向东南内迁，而成为新兴郡的郡治，也就是今日的忻县所在；至于说到包头与忻州的距离，可是足足有两百八十公里之遥，实在差得太远了！
孟先生又说：“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这样就能够证明貂蝉确实是史有其人、而且生于此木耳村吗？当然不能！因为说“村中原有”某某建物，即表示现在没有，那么过去真的有过吗？有何“实证”？即使真的有，难道没有可能是因为剧曲这么演了、说法这么传开了，村民便真以为貂蝉是自己同乡，才起了这些建筑名称？难道今天在湖北当阳市东十五公里处有周仓墓，便可以证明周仓历史实有其人吗？难道今河南许昌市城西石梁河上建有灞陵桥，便可证明关羽挑袍和过五关斩六将是史上确有其事吗？或者，可以因为今河南南阳市建有武侯祠以及诸多相关碑刻，便说当初诸葛亮的躬耕地就是在这吗？诚如朱大渭先生在《六朝史论续编》书中（学苑出版社）《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一文里所说的：“我国历史上常有拉名人作本地人，或在本地活动以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风气”；从学术研究该有的严谨角度来看，倒果为因，其实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听到好几个关于貂蝉下落的版本：一种说法是，关羽把貂蝉藏起来，曹*得知后就派人捉拿，貂蝉扑剑自戕；另一说法是貂蝉在关羽安排下返回故乡，终老故土（也有说是出家为尼，并有著作“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更有一说法是曹*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以期挑拨他们兄弟感情，为绝曹念，关羽杀死了貂蝉；更有元代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说曹*派貂蝉诱惑关羽，关羽怕自己把持不住，挥刀斩了貂蝉月下的影子，貂蝉飞身进入月宫。由此可见，不论哪种说法，貂蝉的下落都和关羽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其实用了一种借代的手法，已经把这事情讲述了出来。他实际上是用了虚构的赤兔马来暗示了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疑点，关羽在从吕布那里获得赤兔马时，赤兔已经是一匹成年马了，而关羽也正当盛年。而当关羽最后败走麦城为东吴所杀的时候，他居然骑的还是赤兔，而当时他已经是五十几岁了。这显然是个太明显的错误了。具体算来，当初吕布从董卓那里获得赤兔的时候，赤兔已经可以战场使用了。那一年是公元190年。关羽获得赤兔的时候，已经大约过了超过十年。等到关羽走麦城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21年了。也就是说，就算当初董卓赏给吕布的是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到关羽死，赤兔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