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在出院后前后忙了很多事，同时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忙着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东部地区的大撤退、大转移、大迁徙。
明眼人都知道，中日一旦开战，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持久战、消耗战，并且中国东部的沿海平原地区注定会在开战初期就要沦陷，把东部地区的人口和各方面财富转移到西部地区自然是头等大事，既能保住中国的国力根基，为持久抗战打好基础，也能防止东部地区成为第二个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人获得资源和财富的基地，这件大事肯定越早越好、越提前越好。到1937年4月时，蒋纬国愈发觉得时间刻不容缓，因为只有三个月了，在这之前，军工业已经提前一步完成了转移和搬迁，集中在南京、武汉、重庆、福州、太原（洛阳）五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蒋纬国让德国帮助中国建立飞机工厂，实际上中国此时是有飞机工厂的，共有两座，第一座是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二座是位于南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两厂外购了很多先进设备，不具备研制飞机的能力，但具备仿制和修理飞机的能力，当然了，产量不高，这两座本土飞机工厂都被优先地转到重庆，与德国援华建立的飞机工厂合并一起。
农业是搬不走的，只能搬工业，最重要的军工业之后，就是重工业、化工业、轻工业，此时，经过统计，全国（不包括东北和台湾）范围内，使用机器作动力、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共有近4000家，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共有3300多家，比例高达82以上，其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200多家，占全国工厂总数三分之一，上海的工业资产超过1.5亿元法币，占全国工业资产近40，上海的工人有11万余，占全国工人总数近32，数据比例很明显。
原先的历史上，这场“大撤退”实际上进行得很不好，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时间，比如上海，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了，上海的工厂搬迁工作却还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是国民政府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动员力度很不够；二是国民政府很多高层以及很多厂长、企业家“不见棺材不掉泪”，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仍然心存幻想，觉得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大型会战、全面血战）很快就会结束，像五年前的淞沪抗战那样一边打一边和谈，最后通过谈判而结束，因此觉得没必要离开；三是很多厂长、企业家不愿意搬迁，要么觉得撤入内陆后会失去财源，失去各种便利，企业无法发展或维持，要么觉得迁移过程太困难，内陆省份条件艰苦，所以望而止步，要么觉得日军即便占领上海，也可以依靠租界来避难，不愿意冒风险，留恋上海，目光短浅，只想苟安，要么直接暗地里打算到时候跟日本人合作，换来平安或趁机发国难财；四是中国此时交通不便，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无法强有力地帮助民营企业工厂展开全面撤退。这么多负面原因加起来，使得原先历史上的“大撤退”在最后陷入了临时抱佛脚的窘迫境地，不得不一边打仗一边撤退，所以原先历史上的淞沪会战的积极意义里有一个“争取了三个月宝贵时间”的评价，这三个月时间就是给战火烧到鼻子跟前的厂长们、企业家们进行撤退的，当然了，短短三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天上又是日军飞机不停地扔炸弹，所以进行得非常仓促。
蒋纬国此时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弥补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当蒋纬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庞大计划时，蒋介石很同意，一方面他也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真正地下定决心（毕竟他也不知道全面抗战会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一方面他此时绝对信任蒋纬国，再加上蒋纬国从德国那里弄来了几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不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里，而是在国民政府海外部里，等于在蒋纬国的手里），财力暂时性宽裕了很多，所以蒋介石再次给了蒋纬国一把尚方宝剑，让他的军工部负责此事。
拿到蒋介石给的尚方宝剑后，蒋纬国收到蒋经国的电报，4月27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蒋经国此时还没有动身去大余县，仍然在溪口镇，因此邀请弟弟去溪口镇老家跟他聚会庆生。
蒋纬国哪有那个心思，派人送了一辆“美龄牌”小汽车给哥哥做生日礼物。
蒋纬国迅速成立了一个直属于军工部的“内迁委员会”，自任会长（他可不敢当委员长），邀请著名工业技术学者林继庸、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钱昌照担任副会长，调遣大批人手、调拨大笔资金，马不停蹄地展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迁移活动。由于上海是重中之重，因此蒋纬国于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在上海锦江饭店摆下宴席，约见五百多名上海的实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银行家、厂长等。蒋二公子发帖，接到请帖的上海工商界名流们自然无不欣然前往。蒋纬国明明约了五百多人，结果来了八百多人，多出的三百人都是女人，是那些社会名流们的闺秀爱女或小妹小姨子，一个个打扮得摇曳生姿、光彩照人，目的很明显：趁着这个大好机会，看看能不能跟蒋二公子来个“一见钟情”，要是自家女儿或妹妹或小姨子能嫁入蒋家，带来的各方面好处根本就是无需多言的。
蒋纬国此时心急如火，虽然眼前有大把妹子等着他去泡，其中也不乏花容月貌的上海名媛或电影明星，甚至还主动对他暗送秋波、投怀送抱，但他毫无兴趣。“诸位工商界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