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担任副部长，张厉生担任秘书长，设三厅，第一厅主管军队政务，第二厅主管民众组训，第三厅主管战时宣传，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厅的厅长。
同日，蒋纬国接到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的电报，许大使在电报里告诉蒋纬国，豪斯霍费尔已经跟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进行了会晤，并且两人还特地邀请他一起参加“三方密谈”，这场密谈是背着日本军方展开的，豪斯霍费尔完全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希特勒，许世英代表着国民政府，近卫文麿仅仅代表着日本内阁的文官集团。近卫文麿对这项“德中日三国联盟”表现出十分浓厚的新奇、兴趣以及较为支持的态度，不过，近卫文麿声称“日本军方在帝国利益上素来寸步不让，日本内阁虽然有心，但很无力。日中化敌为友的话，日本顶多把态势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并且，日本军方已付出那么大死伤和代价，耗费无数，必须获得一些‘补偿’，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只有那样才能让日本军方有台阶下，至于这个‘补偿’，日本起码要获得上海、北平、天津这三市的军队驻扎权和实质控制权；日本内阁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会‘配合’德、中两国对日本军方进行‘施压’，但条件难以低于以上的底线”。
近卫文麿当然不是什么“爱好和平的人士”，他只是想早点结束这场明显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且越来越失控的战争，本来，这场战争的爆发就是在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军方推动的，爆发之后，军方愈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使他越来越有被架空的感觉，他曾向裕仁自嘲“我就像街边服装店里的模特假人，他们（军方）什么都不让我知道，我任凭他们摆布，这真的十分让我为难”，因此，近卫文麿对日本军方是又惧又厌，本来，他是没有胆气背着军方“与敌国私下媾和”的，但他最近感觉到，裕仁天皇对军方也日益不满，因为军方在战争爆发前曾大吹大擂地向天皇打包票“一个月内平定华北，三个月内解决中国”，结果，事实已证明，军方并没有实现他们曾对天皇许下的诺言，并且军方“无法保证战争态势会一直都在他们的掌握中”，军方狂热地挑起战争、积极地推动战争，却无能结束战争，自然让裕仁颇为不悦，所以，近卫文麿大胆地推测，天皇也是想早点结束战争的，他判断天皇会在这件事上支持他，这就让他获得了跟军方进行“有限对抗”的“勇气和胆魄”。
当然，近卫文麿虽然有了一点对抗军方的胆气，但也不敢大幅度地“背叛”军方，因此他开出的和谈条件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只是把军方的条件“打了八折”。
看完电报，蒋纬国嗤之以鼻，他没回复，因为没必要，并且他也不屑回复。蒋纬国已经盘算过，日本陆军力主跟德国结盟一起打苏联，同时日本陆军对中国也贪得无厌，日本海军则素来反对跟德国结盟，如果中国军队能够狠狠地打痛日本陆军，加上德国的调停和“利诱”，日本陆军“一方面占不了中国的便宜，一方面看在德国的面子上”才可能退步，日本军方（主要是日本陆军）不肯认输服软，中日停战议和就不可能实现，对此，唯一的办法正如电影《鸿门宴》里范增的那句台词，“不服，我就打到你服”。
蒋纬国记得很清楚，在原先历史上的1938年1月16日，这个近卫文麿发表了所谓的“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此声明让近卫文麿后来被嘲笑成“日本第一蠢人”，因为此声明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迫使退无可退的国民政府破釜沉舟、拼死抗战，从而加强了日本侵华的难度，另外，此声明也折射出日本高层的狂妄嚣张，因为当时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确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眼下，一切都不同了，近卫文麿不但没有发表那个可笑的声明，还积极地投身中日停战的斡旋活动，这都是蒋纬国的“历史功绩”。
蒋纬国此时正忙着策划南京反击战。
鏖战两个月余，十万南京军已伤亡过半，虽然有一万七千余非重伤员、非残疾者可康复再战，但康复是需要时间的，眼下的南京军还有五万正规军，另有民兵七万余人可补入军中，不过，民兵的战斗力肯定不如老兵（民兵不完全参战，因为他们同时是工人，所以轮番参战、轮番工作，参战也基本不在最前线），为防止因兵力密度、防御力度降低而被日军乘虚而入，南京军必须要适当地放弃一些次要阵地，收缩防线，继续保持防线上的兵力密度和防御力度，但是，单纯的撤退回防并不是蒋纬国的作风。
“日军又在国内新建了10个师团，但还没有真正完成并投入中国战场，南京战场上的日军虽然数量还很庞大，但因为损失惨重、久攻不下，所以筋疲力尽、士气不高。”蒋纬国在军事会议上阐述着他的构思，“我看，我们完全可以组织一起规模不是特别大、但强度大、合兵合力于一处的局部反击。否则，等日军那10个师团也来到南京，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有道理。”“说得对。”参会将领们纷纷点头。
平心而论，蒋纬国这个构思也谈不上多么高明巧妙，只是中规中矩的战术，参会将领们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对反击方向、反击目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