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先是给几百名核心人员上课，让他们被灌输蒋纬国的道德思想，然后再由他们给数量更多的文明宣传队员和文明纠察队员上课，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而把蒋纬国个人的道德思想传输给所有的队员。蒋纬国要求“正人先正己”，文明宣传队员和纠察队员自己先做到，然后再进行宣传、惩戒。
蒋纬国的“文明纠察队”具有“武力执法”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并非此时的中国法律给予的，而是蒋纬国、蒋经国、宋美龄给予的，说得稍微不好听点，蒋纬国的“文明纠察队”类似于后世的城管，虽然身穿制服，可以动手，但实际上并无法律依据。蒋纬国十分“蛮横”，有股“他说了算”的感觉，这就是“强人政治”，不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领导意志为依据，用后世的语言说，蒋纬国完全是“用人治代替法治”，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此时“法治”严重不足，需要“强人管治”。
蒋纬国此举管的是“道德”，不是法律，但实际上，他要管的很多东西都是在此时法律欠缺不足的地方，他又叫来十兄弟里的老五孙治平和老七孙治强，因为两人父亲就是立法院院长孙科，让孙治平和孙治强给孙科“吹吹风”，督促立法院进行“强化立法”，修订更健全、更完善、更公平的法律条文，而在此之前，蒋纬国高举“道德大旗”，越俎代庖地管治那些暂时不违法但严重“缺德”的行为。
蒋纬国的“道德大整肃”由宋美龄在名义上进行主持，实际上由蒋纬国和蒋经国力行，更详细的主要交给十兄弟里的老二于望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长子）、老四汪文婴（国民党总裁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长子）、老六居伯强（司法院院长居正长子）。
蒋纬国除了组建“文明宣传队”和“文明纠察队”以外，还拿出了一大笔钱，干这事肯定需要方方面面的巨大花销，比如修建孤儿院、敬老院、福利院、女子学校、女工培训班、女医生和妇科医生培育机构，还要给队员们开工资，好在蒋纬国现在“不差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明纠察队”的惩戒措施以“鞭刑”为主，以“罚款”和“拘留”为辅，因为鞭刑不但最让人刻骨铭心，还省时省事，罚款不太方便，罚得少的话，没有震慑力度，如果罚得多，很多人怕是拿不出钱或死活不肯掏钱，也没辙了，另外，罚款也容易成为执法者“捞外快”的途径；拘留也不如鞭刑，拘留需要时间，浪费人力，还得掏钱修建拘留所管吃管住。
蒋纬国跟绝大部分后世人一样最痛恨那些严重违反道德、践踏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的犯罪行为，比如恩将仇报、杀害未成年人、残害未成年人、qiáng_jiān特别是qiáng_jiān未成年少女甚至女童、极度残忍的虐杀、恶毒的连环杀人、心理变态扭曲的杀人，对此，蒋纬国现在有了“文明纠察队”，然后干起了干涉司法的事，只要证据确凿，那些犯下严重违反道德、践踏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的罪行的犯罪，都在被枪毙前先被鞭子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生不如死。用蒋纬国的话说，“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