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木拉很想改信基督教，英国牧师维克多也很想为他洗礼，但维木拉一直在犹豫，他担心这么做会有人杀了他，而且信仰一个陌生的神灵，总是从内心深处让他感到恐慌，那种不知所措甚至比死亡更让他惊惧，因为所有人都说，信仰了洋人的神灵，就会永生永世沉沦苦海，这怎么看都比今生受苦还债，下一世轮回一个好出身的结局要恐怖的多。
对于周琅来说，这就没有任何困扰了，事实上现在的周琅自己都很迷茫，他看着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木像，心里犯嘀咕，难道是这样的神将自己弄到这个时代的？
周琅生在中国，所受的教育背景，让他不可能成长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事实上他什么宗教都不信。但他却也从不否认神灵，当然如果神灵解释成更高等级的星外文明和科技的话，那么他是愿意相信宇宙中有这种“神灵”存在的。
其实这是一个世界现象，很多科学领域走到顶峰的大师到了最后都会奇怪的研究神学，牛顿如是，爱因斯坦亦如是。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大家更倾向于用更科学的方式来解释未知的世界，在周琅家的硅谷中，那群科技大能，世界知名的科学翘楚和新兴巨头认为世界是虚拟的，人类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罢了。
人都是复杂的，周琅也是复杂的。周琅既不肯定神灵确实存在，也不否认神灵存在的可能性，这有点像孔子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同样的，他既不肯定世界是虚拟的，也不肯定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周琅其实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他对于神秘现象既不否认，也不迷信，而且他不执着于破解所谓的真相，所以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者。
这让他很快就接受了现实，接受他远离了现代社会的喧嚣，来到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时期。至于是满天神佛将他送来的，还是偶然遭遇了某种自然现象，亦或者是文明的外星人将他投送到了这个时代做实验，他并不执着。因为他知道，就像世界上无数未解之谜一样，他穷尽一生心力也不可能找到答案，那么干嘛白费力气呢。
因此在他穿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思考在这个时代，他该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随波逐流不是他的性格，他是被外星人投掷到这里做实验也好，是神佛将他送来完成某种使命也罢，他不在乎，他只会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而他是绝不甘于庸庸碌碌一生的。
在21世纪的商场沉浮许久，周琅很清楚，依靠单打独斗就能打下一片山河只存在于故事中，他个人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需要一个平台来施展，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平台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更适合呢？
所以当从维木拉口中清楚现在的加尔各答早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并且被他们经营的铁桶一块之后，周琅就明白东印度公司将是自己挥的第一个舞台，所以他来到了当地唯一的一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
在任何文化中，宗教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面联系最底层的普罗大众，一面又跟上层保持紧密的联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因素，让宗教的神职人员往往地位然，在西方国家，神父往往都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在宗教氛围相对微弱的中国，一旦官方稍微放松，一个个道士、和尚乃至各种各样的大师，很快就会取得这种社会地位，到了后来甚至各级官员活动都还要通过各种大师，这些大师将他们经营成了类似社交平台一样的身份，有如旧社会的交际花，西方社会的贵族沙龙主人。
这就是周琅让维木拉带他来教堂的原因，因为教堂的神父是他目前唯一能够接触的到，同时又能跟英国统治者上层人物有联系的人物，他需要神父将他引荐给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甚至是东印度公司的总督。
维克多神父对周琅也同样很感兴趣，光是周琅中国人的身份就足以让他充满想象了。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对东方充满了各种幻想，从波斯帝国到印度，最后到中国。只是波斯帝国早已没落，随着西方殖民者在印度的扩张，印度的神秘感也不复存在，倒是中国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政策，神秘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显神秘了。
维克多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还得从明末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传记和书信中获得，所以周琅自称中国人的身份，足以引起他的好奇。
周琅并没有拐弯抹角，他简单的介绍了他的情况，当然有所保留，因为他无法解释自己穿越的现实，他也不能判断这种神异的故事如果说出来，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基督教可是有烧死异教徒和女巫的传统的，近代的西方宗教变得稍微开明，但周琅还是不愿意当那个异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告诉维克多，他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商人，在海上遭遇了风浪，漂流到了加尔各答。
维克多询问了一些中国的情况，周琅按照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清朝历史进行对答，周琅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中国，维克多更不了解，因此也基本上没有出现纰漏。加上海上漂流的说法也比较合理，维克多并没有多少怀疑。
很快俩人的交谈就变了味道，神父当然是热衷于向周郎讲述福音，在这个时代，能来到地球另一端的神职人员，无一例外都是一群信仰极为坚定甚至是狂热的家伙，他们真的是从自己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