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总是被专家学者热衷于放在一起比较，可到底谁更优秀，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中国，和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国家，当然坚信中国文明更优秀，可印度人和南亚国家并不认可。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能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优秀，双方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取得了相当辉煌古代科技成就，人口规模也一直居于世界的前两位。印度人还向中国输出过文化，而中国却很难向印度输出文化。
周琅当然是坚信中国文明更有优势，因为中国文明更稳定，不像印度人那样，几千年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本土王朝长期存在，而且最离谱的是竟然没有完成过统一，即便是最强大的孔雀王朝时期，印度最南端的几个泰米尔国家依然独立。
印度是有发达的宗教体系，但核心宗教可能还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的。雅利安人带来的种姓制度中，恐怕当年的印度本地人是作为贱民存在的。犹如蒙古征服了中国之后，主体民族南方汉人是作为最卑贱的族群一样。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学派，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极具中国传统特色，构筑了中国民族的深层精神。
撇开民族色彩观念，周琅客观认为，印度是一个长于宗教文化，而拙于政治文化的国家，长期分裂得不到统一，说明他们的政治管理水平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而这些人口还密集的生活在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上。
有的学者认为印度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被异族征服，而中国却在大多数时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只有蒙古和满洲人作为异族统治了整个中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运气，因为中国国土够大，有足够的缓冲，地理更加复杂，更便于防守，不像印度一马平川，游牧民族跨越昆都拉山口后几乎一马平川。
但这更说明印度人管理能力的不足，他们不但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连比中国更为简单的山川地理都无法管理。中国人可以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万里长城，印度人难道就不能封堵一个昆都拉山口？
另外中国古代王朝的防御，并不完全是靠险峻的山脉，江南的河渠，是阻挡北方骑兵更为有效的武器，而印度的河流比中国更复杂，却一次一次失守，而中国却在长江如此宽的范围内，多次建立了防线阻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比如第一次困守江南的东晋王朝，是靠的长江方向和江淮防线，而不是某座高山。第二次困守江南的南宋王朝，靠的同样是长江和江淮，而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国家。这从山川地理上来说明，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另外周琅认定，印度人没有管理长江、黄河这样大江大河的综合能力，或许有局部的水利工程，可以把井修的如同宫殿，但在治河这样的超级工程面前，印度人做的远远不够。否则他们的人口就不应该是长期比中国少，而应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远超中国。因为印度平原的耕地面积实在是比中国多的多，也容易开发的多，21世纪，中国苦苦坚守18亿亩的红线，印度作用24亿亩的降水量远超于中国的耕地，却同样无法养活本国民众。
这些判断，让周琅认为，即便中国文明跟印度文明相比，并不占优绝对的优势，但至少在政治管理能力上，远超印度，所以他选择从政治层面入手，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管理方法，带入印度。
这种农业管理能力，在中国如此的普及，几乎不用费力就能找到一大堆。
别说那些执政经验丰富的地方官了，就是广东一带的普通地方乡绅，都能号召乡民修建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修建的河堤围塘，最后发展出的桑葚鱼塘，可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一个个宗族自己开发的。
为了避免因宗教问题带来的不信任，周琅挑选的第一批官员，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当然比例上远远不如汉人，更不如满人，可总量上依然不少。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可读的政治书籍，同样是四书五经，治世的学问，同样是农业书籍，诸如农政全书之类的教科书读物。
周琅亲自招募了这些人员，告诉他们将去印度做官，管制待遇一应类比国内，并且叮嘱他们爱民如子之类。
周琅可不是征服者，他是去传播文明的，不是压榨财富的。只有真正带给当地人实惠，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这些人到了印度后，面对的困难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亨利皮特不喜欢免除赋税这样的怀柔政策，他恨不能立刻效仿东印度公司那样，把赋税收上来，然后用收取的赋税套取印度的商品，再转售出去赚取利润。
但这些中国官员坚持要免除赋税，他们还跟当地的望族结交，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异地当官就得跟乡土豪强打好关系，这样做什么都顺手。
当地其实也没什么豪强，跟中国家族传承的方式不同，印度的地方势力，是以包税人的身份存在的，他们不是因为掌握了土地而拥有权力，而是因为掌握了收税权而拥有权力。
东印度公司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包税商的税收额度，如果不同意的，就取消他们的包税权。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将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税权转给了一些富商，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