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七十七章 以“革命”的名义
宋教仁遇刺，上海都军陈其美的手下在公共租界抓到了凶手，称搜出了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记录，革命党马上对外声称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搞的在北京的袁世凯一愣一愣的：谁他妈的这么胆大，我老袁只是敢想一想的事情他竟然都敢干出来！真够狠！可现在还不是他感慨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将矛头指向了他，而短期内他根本就无法查出幕后真正凶手。怎么办呢？老袁在这个时候只能采取丢卒保帅了，不是查出赵秉钧和凶手有来往的书信资料吗！那我就把老赵推出来好了，至少可以平一下民愤。
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但已经是百口莫辩，在接到袁世凯的暗示以后，四月十六日，赵秉钧对外宣布自己辞去内阁总理一职；随后，袁世凯任命段祺瑞接任了这一职务。在上海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反对袁世凯的孙文，一见赵秉钧辞去内阁总理后袁世凯丝毫没有找自己合作的意思，心头的火就更大了。于是更加积极的一面开会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鼓动各省起来反袁，寻找合适的共同革命对象。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进行的“善后大借款”谈判终于成功，在北京进行最后的借款合约签订。孙文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对外宣称袁世凯是想利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装备，扩充北洋军队，用来消灭南方国民党和报复不服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异己。孙文的这些煽动类通告，在全国还是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有些人就开始紧张起来，生怕袁世凯真的在扩充军队后拿自己开刀。这些人里面，江西都督李烈钧最为担心和害怕；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在里面的。
李烈钧在江西上台以后，做了好几件和北京政府不和谐的事情，包括“南昌兵变”、“民政长事件”和“枪械风波”等。每一个事件都让袁世凯对李烈钧的不满和怨恨加深一份，最近的一次，就是李烈钧邀请孙文检阅他的江西军队，李烈钧亲自陪同孙中山检阅，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李烈钧的这一举动，无异于主动亮出一面与北洋军阀势不两立的旗帜，加深了与袁世凯政权已有矛盾的裂痕。所以当他得知袁世凯要扩充军队可能会对南方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对方进行惩罚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要打我了，我得早做准备才行。
四月二十二日，李烈钧开始了他的军事部署，他首先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九江）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上、下三台分别委以新总台官，还命令驻浔第九团编入第一师，从而使北京政府委任的九江镇守史成为一个虚职。接着，李烈钧又向九江至湖口一线增兵，以防止北洋李纯军队的可能进攻。与此同时，李烈钧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南京留守的政府警卫团调赣，随后又拨调一个团，将其编为一个旅。
此外，还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如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南昌调赴赣州，将不是自己人的第二旅旅长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往北京、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然后将自己的心腹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为进一步扩充军队，四月二十五日，他公开在江西发布征兵令，号召“以土著之人民，保卫地方”。
做完这些之后，李烈钧心下稍微安心了一些，在接到孙文的反袁电报之后非常的兴奋，询问何时可以开始。谁知孙文只是干大雷不下雨，嘴巴叫的很凶却没有实际的行动，让对反袁充满热情的李烈钧有些失望，感到自己好像有些势单力薄。恰好他安徽都督柏文蔚来电询问相关事情，柏是李烈钧同在原第六统制吴禄贞部下的好友，两人商议一番后决定起事反袁。但又觉得仅仅凭借自己两个省两个人声势不够，随即又开始秘密的联络他人。
一九一三年五月五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四人通电，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剌杀宋教仁的罪犯，并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让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未就此四人的通电做立即的回复，反而在五月十三日宣布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的国会会议，邀请全国各省已经当选的国会参、众两会的议员一起进京开会，讨论国事，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善后大借款”的使用途径。这一招大出包括李烈钧在内等人的预料，自己可是刚刚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就连上海的，孙文也不清楚袁世凯到底这是要干什么？难道那个“善后大借款”真的会用于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
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还真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孙文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这种内战，北京政府是准备把借款来的二亿五千万元大部分全部用在发展国内的各种建设上面去的；只是南方数省突然发动“起义”，让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最后改变了主意，将大部分借款用在了扩军备武上。
孙文之所以在李烈钧等人发表反袁之前一直按兵不动（他也没有兵），是在等自己派去的人传消息回来。发觉国民党内部自己说话好像不怎么管用以后，孙文开始又新的筹划。一是多联络各省的实权人物，如省长、都督等；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