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连陈沐都想象不到。
他眼中生性温和的天朝子民，如应明这个话多的骑兵小旗、李禹西这样很常见的海商，在另一片不同的土地上可以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换上殖民者心态。
这在陈沐的认知中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他们在吕宋、在南洋诸国，对待那些百姓确有贵贱之分，但那就像在大明也有贵贱之分一样，哪儿都有穷人有富人，哪儿都有强悍之辈有怯懦之人，但大体上很正常。
亚洲的情况复杂，但也没那么复杂，最底层的原住民百姓绝大多数干净的像张白纸，被西班牙人扇惯了巴掌，给个枣就感激的不行。
因为原住民不论首领还是部众，除了溜进亚马逊丛林里的西班牙军团长、印加王室后裔外，普遍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领地意识。
对大明诸县而言，他们即使不加入，在更好的工具面前也很难转向对抗。
几个知县也都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了，无非笼络羁縻，对他们来说不算难题。
最重要的是思想上没有太大分歧。
但在英格兰、法兰西甚至西班牙，不一样。
环境复杂多了，西班牙是互有所需有带着点对抗，矛盾难以完全激化；身处宗教战争中的法兰西则是泥菩萨过江，百姓已熟练在战乱中今日归新教势力管、明日归王室管，战火断断续续烧了几十年，正是人心思定的时候。
好好活着都是奢望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那么多，有座白山城供人安宁，陈九经部明军雪亮的铠甲反而会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英格兰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个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百姓即使食不果腹也有不低的国民认同，哪怕快饿死了想吃这口饭就得丢掉这份认同，他吃饱了还是会再捡起来，除非永远饥饿下去、除非英格兰不可能让他吃饱。
而在这里的明军、商贾则是另一种情况，人们常说得到一样东西太容易往往就不会那么珍惜。
如果把大明得到的一切物化，从元朝出现这个想法到陈沐占领马尼拉，得到吕宋可能花了三百多年。
从香山千户濠镜列阵到取得马六甲这中间花费数年精力，从南洋卫指挥使为东征做准备到占领常胜签订墨西哥条约同样花费了更久的时间。
甚至就连艾兰王国，明军花了四年时间都还没完全光复。
可是普利县？
普利县对不同的人，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是不同的，也许对知县曹道长而言是一个月治愈城中瘟疫；对王进忠来说是两月坚守的艰难时光。
对李禹西来说是漂泊近月的心潮澎湃。
对指挥使应明而言，是城下大营列阵而战的一个下午。
就仅仅花了一个下午，他将浩荡军阵打得无丝毫还手之力，三面溃散十方震动——一切来的太简单。
双方在思想、文化、军事、经济上都有这么大的差异，强塞在这一座小小的城里生活，又怎么会没有矛盾？
这早在闹瘟疫时就有所体现，曹长青带人忙着自救、忙着救人，城里新教修士忙着带信中祷告，后面疫情严重了自暴自弃，说世界末日来了，并坚定地认为疾病是从西班牙传过来的，如果瘟疫过去一定要组织军队让他们好看。
在大明人眼里这不是傻雕是什么？
脑回路的区别在国际交往中最可怕，因为人看到的一切都是错的，因而做出的思考、决策也都是错上加错。
比方说普利城土著认为关系在大明是不管用的东西。
城里税官的儿子通过牧野老营的一个甲长，这个甲长甚至不是个大明人，但他能接触到把总宋扬安排管理街坊的家丁，因而给这位鼻子中间穿孔塞了一截兽骨的牧野甲长送了一面奥斯曼挂毯，希望能让父亲重新得到税官的官职。
在他的脑海里，一张奥斯曼挂毯有非凡的价值，可甲长不但把东西退回来，还分外看不起他，向别的牧野兵追问后才勉强得到一个答案：大明有大明的律法。
其实是这么回事么？是也不是。
对甲长而言奥斯曼的挂毯并不如自己的北亚披毯好，这东西的确有些价值，但对即将并入东洋军府官军序列的牧野营而言想要弄到一张，不费吹灰之力。
他非但没有必要去承担违背将军意志任用夷人的代价，甚至根本不愿承担跟把总亲信说这件事的代价，把总亲信会鄙视他的：你居然跟土夷混在一起。
还有的人觉得大明水手公私分明，自诩是商兵的朋友，为商兵打探些消息，甚至哪怕是送点吃的，都会收到商兵的钱，推辞不受还不行，大明来的水手会说：交情归交情，工作归工作。
说白了整个普利县的大明人都在得了便宜卖乖，一方面普利土著也算治下百姓，另一方面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没血性、是英格兰女王的叛徒，打心底里就看不起他们。
这不是交情归交情、工作归工作，而是见外。
说白了，军队一击即溃、经济穷困潦倒，这带来文化毫无底蕴、人民肮脏可憎，以至于不论这个男人本身有什么样的品质，从明军到商队水手，有空去了解的少之又少。
你在城里当顺民就是王国叛徒、扯旗造反则是高贵野蛮人，不论你怎么选怎么做都是错。
生的好看年轻的女子例外，或者说只有生得好看年轻的才是女子，别的应该叫健妇，该编个健妇营平时干重活儿，战时发下长弓都放城墙上守城。
能有什么指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