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7年5月15日，永州府道州郊外的一处管道边，一队兵马刚刚走过。
这是来自附近县乡的团结兵，按照上峰的命令到道州城外的一处大营集中，随时准备领受各种任务。团结兵，顾名思义是地方上的团练武装，但和传统意义上的团练又有所不同，因为其指挥使和中上级军官都是朝廷任命的，只有下级军官是由地方推举，要么是地方上有勇力的游侠儿，要么是地主豪商家庭出身，总之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与后世清末的团练（如湘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在大顺这个极度仰慕唐制的国度，团结兵已经被定为主力部队以外的重要补充，承担着弹压地方、维护治安、转运粮草、看管俘虏等工作。比如在川南、湘西清理土司势力的战斗中，顺军就大量使用了各府的团结兵轮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也节省了大量的军费。
综合说起来，团结兵和东岸的民兵制度有些类似，即在农闲时节统一进行训练，然后由朝廷发放装备（一般是冷兵器，火器很少，铠甲这类贵重的装具基本没有），自己准备好到达集结地点的粮食、酱菜及其他用品，然后等待开拔。
团结兵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民间有充足的资财能够支撑这种训练、行军和作战，这就要求他们至少是有一些田产的自耕农，身无立锥之地的赤贫佃户是无法承受这种负担的，况且军官们多半也看不上这些长期营养不良的家伙。
也托了大顺起家时的政权性质（农民军），攻占湖广、江西等地时打土豪、分田地搞得非常积极，虽然平添了不少阻力，但对于在地方上建立稳固的基本盘却有很大好处。再加上这几个省在明末时长期陷入战火，人口死伤惨重（江西甚至还被东岸人掳掠了一把），地方上无主之地甚多，后来大顺政权干脆进行了大裁军，将鼎盛时超过三十万人的部队裁撤掉了起码三分之一，然后分散到湖南、江西的很多州县为民。这些人基本都是自耕农，在堪称鱼米之乡的江西、湖广成家立业并经营了一代人后，现在已经薄有家底，因此团结兵制度也能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这种制度在南明境内就无法推行。盖因其地方上旧有势力盘根错节，土地这种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早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大量人口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远超顺国和清国。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吃饭还发愁呢，又哪有那个精力和体力来参加军事训练？更别说两广、云贵一带还有势力庞大的土司势力了，那些山野寨民们更不可能被朝廷征用成为团结兵。
因此，大顺这个政权别看只有几个省，人口也只有一千多万，但战争潜力绝对不可小觑。团结兵这种预备役制度说穿了并不新鲜，古代就有，但人家能够在全国推广并已经维持了十多年之久，确实很了不起，足以吊打南明朝廷及旗下各路军阀。
而团结兵也只是这个国家战争潜力的一部分，事实上比预备役团结兵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力整饬着的公路及水运系统。当年为了在清廷这个庞然大物的威压下坚持住，东岸人很是派了很多批次的道路、桥梁及运河方面的工程师帮助他们改善国内的基础设施，以改善其后勤物资及军队的调动速度，减少路途上的损耗。
在那个年代，东、顺两国关系异常密切，东岸人出口了大量的水泥、石灰、钢筋到顺国，帮助他们建起了一系列的永久码头及依托其运转的仓储物流中心，这些都对改善顺国的军事后勤益处很大。再后来，他们还出口了很多木工机床，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利用木材这种天然资源的体系。当然东岸人也没忘了帮助顺国培养一批建筑人才，灌输了一些先进的物流运输理念，让顺国上下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可以这么说，是东岸人的启蒙，才让顺国君臣明白了公路、运河、码头、仓储中心这类基础设施，同样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钱粮土地和人丁。打个比方，你后方再富裕，生产出来的粮食再多，若是交通不行，大部分也运不上前线，十袋粮食有九袋被运粮的人畜消耗在途中，只有一袋粮食能够送抵前方。而就这少少的一袋能够送上去的粮食，也因为路途艰难、旷日持久的缘故，被摊上了极大的成本，因为运粮夫子们跋山涉水在外奔波，很明显是要误了农时的，这家里的庄稼收成很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试问这代价够不够大？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局势的日趋稳定，大顺朝廷也开始咬牙挤出一定的费用（这个国家大部分收入都用在军队身上），开始在湖南、江西这两个水系纵横的省份进行建设。他们没有选择相对昂贵的公路建设，而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在了河道的疏浚和拓宽上，同时沿河兴建起了大批的码头和仓库，并派兵值守，顺便设立钞关征收一点过路费，以回笼点建设资金。
平心而论，顺国这二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其实主要得益于湘江、赣江等主要水系及大量的支系组成的水网。这些河流，如果经过一番整饬并每年都拨款维护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其覆盖面实在是太广了，能够有效勾连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府县，这鱼米之乡可真不是白叫的。
而基础设施的改善，除了在军事战略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外，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