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要能正常行使才是权力，明朝的内阁就是帮助皇帝正常行使权力的工具。
明朝的中央集权和皇权集中到达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地方的权力被尽量的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也被分成好几个系统，这就意味着明朝皇帝要处理的事务比前朝的皇帝要多得多杂得多，事实上大部分皇帝都没办法处理得完，也就是说皇帝有近乎无限多无限大的权力。
但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行使，才会有内阁来帮助皇帝行使他的权力，所以制约皇帝的权力的不是内阁，而是皇权无限集中和皇帝的时间精力有限的矛盾，而内阁恰恰是缓解这种矛盾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优点明显，可以分担皇帝行政压力，履行中书宰相部分职能；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皇帝兼理相职，这中间的任务繁重是不可想象的。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皇帝需要大量的投入精力到其中来。
内阁利用票拟、制诏敕等权利，假皇权指挥各部院，事实上在履行部分中书宰相的责任，使得政府能够运转起来。
同时也没有违背《皇明祖训》，宣宗后期的“条旨”制度出现，内阁发挥了“参断机务”的作用，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明中期以后内阁的作用实际上是处于辅政的角色。
英宗即位以后，中外奏章皆委内阁签办，事务的决定全力在内阁手上，有助于皇帝减压理政。
强化了明代的君主**；废除宰相以后，六部分理庶务，大事由尚书主持的廷议决断。但是内阁制度形成以后，首辅依靠皇帝来指挥六部，六部的权利渐次遭到侵蚀。
由于内阁只能依附于皇帝，扩大内阁的权利，也是在扩大皇帝的权利。
政治其实就是循环，废相后，政治斗争持续在中外朝、皇帝与内阁、内阁与六部、皇帝与中朝等等之间交错其中。但是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皇帝大多是处于掌控者的角色。
加上，内阁能否重用或者增减阁臣，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
永乐时，阁臣是特简，虽然后期的廷推影响了皇帝的du cai，但是阁臣得不到皇帝的满意，仍旧会被打回。
张居正主政期间，几乎是独操太阿，死了之后，内阁的权利立即下滑，可见此制度间接加强了君主**，君权无法节制。
大明的内阁还避免了du cai之臣出现的几率，这点上面，张居正是例外。
严格来说，张居正是个统筹者的角色，中朝和监护人皇太后履行着年幼的帝国君主的部分职权，所以内阁在此时权利很大。
皇帝成年以后，具有了单独决断庞大帝国行政事务时，就此一时彼一时了。
明代的内阁制度的缺点也很明显，助长了君主的**内阁制度随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根本就都要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遂成为皇帝加强**du cai的工具，使明代的君主**比历代为甚，助长了君主**。
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补助机关，透过票拟、条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后决定于皇帝的朱批，而明制以司礼监秉。
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由皇帝亲批数本外大学士之票拟批红。
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从此宦官透过司礼监的职务得以正式与外廷往来，宰辅之权便为内臣所侵夺，司礼监有太上内阁之称，造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横。
首辅有持相权而名不正的弊端内阁仅属秘书机关，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位，更无宰相之责，但皇帝信任时，又确有宰相之权利。
明代内阁成立后不久，事实的演变，产生首辅，权利堪比中国古代宰相。
但此不过内阁中相沿的惯例，并非律定，故不为外廷所承认。
《明史纪事本末》说：“严嵩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责。”正是说出了内阁制度的弊端。
内阁有相权而无宰相之责，出错时便诿过他人，无宰相之名位而有宰相之权，则朝臣不能信服。
张居正任首辅，仍须与中官冯保结合才能执掌大权，方能施展抱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明代宦官之祸严重，内阁制度之名不正，有着密切的关系。
逐渐演变成朋党的倾轧的摇篮内阁行使相权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容易造成内阁与外廷官僚的磨擦。
所以，魏忠贤有事没事，遇到事情就爱推诿，推到内阁和出事的衙门之间，让内阁和衙门自己协商解决，根本不让事情捅到司礼监这一层面来，这才是最厉害的，会弄的出事衙门和内阁都没辙。
“魏公公，我们现在就写本子弹劾韦宝，陛下什么时候能批复？你们司礼监什么时候能批复、”杨涟问道：“不上朝，奏本总不能不批吧？”
“这咱家可不能给你准信！你的口气这么大，好像整个大明都是你在当家啊？那你就多催促内阁吧！”魏忠贤笑道。
“这事内阁如何管？朱大人只是次辅，没有顾秉谦的同意，能撤换韦宝吗？而且韦宝是陛下才刚刚御赐的官员，就是顾秉谦出面，也不见得行得通。”杨涟怒火攻心道。
“对，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