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按汪文言的供词，因为他想把这笔银子送给魏忠贤，但是因为魏忠贤清正廉明、拒腐蚀永不沾，所以他就把这笔银子送给了东林党的几个大佬。
因为东林大佬，无法象魏忠贤那样拒腐蚀永不沾，所以收了那笔钱后，就积极替熊廷弼运作，最后让熊廷弼逃过了一死。
这份证词的可信度高吗？显然是不高的。因为，汪文言被审死了；这种背景下的证词，自然是可靠性非常低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这件事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汪文言曾拿着四万两白银运作熊廷弼；因为似乎没有人曾否定过个事实。
加上现在韦宝已经明确的从熊家兄妹口中得到了印证。
魏忠贤并没有收过这种银子，因为人们都说，就是因为魏忠贤没有见到这笔银子，所以才想往死整熊廷弼。
熊廷弼没有死，因为熊廷弼天启二年初被抓进监狱，直到天启五年还没有死。
这一系列联系起来，显然可以证明一件事，肯定有人收了那四万两白银，否则，熊廷弼没有理由死刑变成死缓。
现在的问题是，这笔银子到底是谁收了？
当然了，如果前面推论能成立，分析谁曾收了熊廷弼的银子，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了。
甚至魏忠贤都不用告诉朱由校答案，朱由校自己也能判断出来。
一切是显然的，当年谁在关键时候，积极为熊廷弼辩解，就是谁收了熊廷弼的银子。
可是又有谁有机会到皇帝面前去为熊廷弼辩解呢？
这是得罪魏忠贤的事情，魏忠贤和客巴巴肯定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汪文言的供词，是建立在汪文言活活被审死的基础上。
所以，相关的证词非常缺乏可信度。
但是，如果那几个东林大佬，在关键时候，真的为熊廷弼辩解过，这份证词就存在一定的可信度了。
所以，魏忠贤敢往死审汪文言，因为汪文言的证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证词背后的事实。
在关键时候，东林大佬替熊廷弼辩解，让熊廷弼躲过了死罪。
汪文言曾拿着四万两白银替熊廷弼运作。
这两件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证明东林大佬收过熊廷弼的银子。
当然，这份证词，并不足以断定那几个东林大佬有罪。
但先把这几个东林大佬当嫌犯抓起来，却是足够了。
魏忠贤从熊廷弼入手打击东林党，是因为当年汪文言曾替熊廷弼拿着四万两白银游说，而且还曾到魏忠贤家游说过。
基于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汪文言的这种运作，其实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
在这种背景下，用这种罪名整汪文言，汪文言是无从抵赖的。
关键是魏忠贤并没有收这笔银子，你说这笔银子，谁收了？如果说这笔银子，是东林大佬收了，你说东林大佬还能往哪里跑？
所以，魏忠贤整熊廷弼，只能怪熊廷弼命不好。
所谓熊廷弼是东林党，都是魏忠贤想整他，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熊廷弼是标准的齐楚浙党。
“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明史、熊廷弼传》
所谓魏忠贤没有拿到那四万两白银，所以就一心就往死整熊廷弼，更是缺乏可信度。
如果因为那四万两白银，魏忠贤为什么要苦等三年之久呢？
所以，更符合真相的解释就是，魏忠贤与东林党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发现从熊廷弼入手，是一个打击东林党的绝好机会，所以就又把这个案子翻了出来。
并且，魏忠贤一直将熊廷弼当成手里的一张大牌，要在关键时候打出去。
不管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还是韦宝的推波助澜，现在都察院和大理寺被魏忠贤一手把持，魏忠贤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是对杨涟等铁杆东林党言官动手的时候了。
于是，天启二年躲过一死的熊廷弼，突然因为党争的原因，在天启五年又被推上了刑场。
杨涟等人也即将上断头台，从此以后，直到崇祯上台，东林党都再也无能为力对魏忠贤发起像样的攻势。
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可韦宝还在犹豫要不要帮助熊家兄妹，如果要帮，应该如何帮？
韦宝是觉得这事还是有运作空间的，熊廷弼只是棋子而已，本身与魏忠贤并没有冲突。
而且身为齐楚浙党，现在几乎所有的齐楚浙党都投入到了魏忠贤的麾下，从老根上说，熊廷弼甚至可以算作是魏忠贤的嫡系人马的成色。
只要能保证打击东林党，打击杨涟等人的效果不变，救出熊廷弼就不是什么难事。
想通了这些，韦宝对熊家兄妹道：“若我救了熊大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熊家兄妹一怔，没有想到韦宝会这么问。
熊兆珪首先跪下去磕头，“倘若能就父亲性命，我与父亲，我们熊家所有人，这辈子，下辈子都为韦大人当牛做马，永不反悔，这点，我可以替我爹爹担保，我爹一直有活下去的念头，否则当初也不会托那姓汪的四处奔走贿赂了。”
“若是韦大人能救我爹，我心甘情愿给韦大人为妾为奴。”熊欣儿也跪了下来。
韦宝忍着没笑，淡然道：“你挺漂亮的，我对你们兄妹也很有好感，否则不会救你们！但要你们几个人，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