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清初那些反对剃发易服者的论点，也大多是说“江南正在观化之初，傥闻此风，人且畏怯而不前，阻人归顺之想，实此言贻之祸耳”，借天下混一来阻止剃发易服的实行。
而清朝统治者本身也有“恐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的忧虑，所以清初取消剃发令更大的可能只是为统一全国的怀柔举措。
清廷一直在鼓励剃发易服，但大量大臣上疏反对剃发易服，引起猜忌，加速了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行动。
其实，即使在取消剃发令期间，清廷也一直都在鼓励归顺官民剃头，多尔衮在回复赵开心弹劾李若琳时就说到“愿剃头者，方且嘉许之不暇”，后来李若琳被赵开心参求罢时，也被多尔衮驳回，并表示“李若琳首先剃头，为众所恶，知道了，当益竭诚尽职，不必求罢”。
后来赵开心本人剃头后，多尔衮也赏赐他衣帽，虽然多尔衮本人说“不是为剃头赏他，但因他敢言”，但鼓励剃头的意思明显。
所以看上去，清廷原本可能有潜移默化的方式执行剃发易服的意思，考虑到顺治十年还在为冠服体式下旨，清廷一开始应该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推行。
但李若琳传出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的意思后，引起了大量归顺者的恐慌，纷纷上疏反对，又引起了多尔衮的猜忌，这应该是清廷在得知江南平定几天后，便立马下剃发令的直接原因。
清廷一开始并不急切推行易服的原因，可能有物资短缺的考虑在内。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物资紧缺，很多东西措办困难，而清朝服饰又不见于内地，一时之间肯定难以改易，所以清廷在顺治二年七月下令易服时，就说到“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
清初强硬执行剃发易服是灾难性的，不顾官民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已然不妥，祭出屠杀来镇压反对者更是错上加错。
而造成这个历史悲剧的最大责任者无疑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似李若琳这些推波助澜者当然也起到很多负面作用，但将主要原因归于他们未免高看了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仅仅将剃发易服归结于孙之獬，但他当时不过是一个礼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还不如，更不用说那些劝阻多尔衮的大学士了。
剃发令从发布到取消到再发布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争论，仅仅将之总结为孙之獬一上疏，多尔衮一批准就完了，未免显得滑稽了些。
部分归顺清朝的大臣对清廷统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赵开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谓我清朝主盟中夏，急当讲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将进皇上王上加衮冕以隆郊祀，以示观仰”，不仅反对剃发易服，还希望多尔衮与顺治能加衮冕。
即使后来执行了剃发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复用衮冕”，当然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了。
可见在明清易代时，清朝统治者与归顺大臣之间关于衣冠制度是存在认知冲突的，这些认知冲突，在前期因为兵事问题被清廷暂时压了下去，给了归顺官民一种错觉，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当问题重新浮出时，清廷统治者会“惊觉”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剃发易服，甚至让他们有必须强硬推行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强硬执行剃发易服的一个原因。
晋商之流的汉奸，以及满清入关之后剃发易服这两件，是给韦爵爷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件事。
韦宝对晋商的痛恨，要远远胜过痛恨东林党和阉党。
只可惜上回搞文字清查，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以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并没有推行到山西去。
主要因为韦爵爷的势力范围没有达到那么远。
而且就算是达到了那么远，没有大军在当地维持的话，也是没用的，逼急了，很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变乱，惹得晋商干脆反出大明之外，或者干脆招兵买马，发展成割据势力，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不想激起整个历史大变化，不想死更多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韦爵爷都没有办法靠武力解决，相当麻烦。
没办法让蓟州军到长城外面去接应内喀尔喀的人马，韦宝却也派人往蓟州各个驻军的营地去了书信，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蓟州军大营都没有反应，唯独之前与韦爵爷接触过的曹文诏带了一千人出关接应。
因为曹文诏的人马得到过韦爵爷的亲自封赏，曹文诏是感恩的人，也很佩服韦宝的为人。
韦宝才到辽东就组织大军对抗建奴，这在曹文诏这种猛将们看来是很提振士气的，甚至比很受蓟辽边军爱戴的孙承宗孙督师都做的好。
韦宝不但赏赐过曹文诏和曹文诏手下兵士银两，还给曹文诏增加了兵额，让曹文诏从带五百人的营官，升级成为带一千人。
这就不光是给过曹文诏好处，还算是韦爵爷对曹文诏有过知遇之恩了，因为手下兵额数目多了，变相的等于升了官，至少，曹文诏比同等级的游击将军要高档一些。
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曹文诏毅然出了长城。
曹文诏的一千人是有少量马匹的，并不全是步兵，有近百匹战马，这在大明边军当中非常少见，大明边军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