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他适合做一些有名无实权的事，或者直接如他所说“官场无非进退二字”，那还不如随了他退的心意，回去研究他的心学去。
高瀚文不适合做官，在剧中胡宗宪已经点醒过他。可他后来经商也还想着能够为朝廷做些事，说明他骨子里还是非常渴望得到朝廷官僚体制的认同。
即使不做官，他也要做个红顶商人。
他提出的方案不接地气，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士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翰林院待久了，十分希望能够为官光宗耀祖，才在没有思考过可行性之前就提出议案。
这些原因直接限制了他做和经济这样实用性强有关的智库，可能他就适合研究音律这样的阳春白雪，即使是给休闲娱乐著书立说，也不枉费了自己的才情。
海瑞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虽然他直言弊病，惩治贪腐。
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皇帝能维护统治。
如果这时出了起义军，估计他一样会镇压起义，维护统治。
他最可贵的是已经能够指出明朝弊病的根源在于皇权的集中，皇帝视百姓为可搜刮的草芥，视百官为奴仆。
诺大的国家就靠皇帝一人的喜怒治理，国无宁日。
后来等嘉靖死后，海瑞在隆庆期间任应天巡抚，他严守法律，惩治贪官，是革了不少人的命。
体恤百姓，人送“海青天”的称呼。
直臣海瑞，不但勇气可嘉，能够看到大明朝制度性的缺陷也是人中豪杰。
但他的缺陷也很明显，对人也简单的用两分法去看，善或者恶，清官或者贪官，只要违反法律，那就得严惩。
除去杀贪官，他并没有任何亮眼的功劳。
所以，他称得上是革命者，但是却不是一个建设者。
他还是最适合管理贪腐的刑部。
专制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
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
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
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
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
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
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两三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
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
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后世的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
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打猎/修道/睡觉，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不是再正常不过么……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而且，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并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上的，某些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