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等自家子弟做了地方官，又会被地方大族拉拢，或者干脆推荐自家后生。
往复循环，国家官制就又滑落到了一小群人的手里，这批人就是所谓的“士族”。
另外，皇帝也不是傻子，察举制既然慢慢变味了，为了对抗逐渐崛起的士族，皇帝也懒得再以正规渠道选拔人才，谁知道正规渠道得到的是不是士族代言人，转而另外提拔外戚、宦官势力为己所用。
于是，两汉士族、外戚、宦官之间斗的格外强烈，平民最终还是门外吃瓜的。
曹魏，南朝，士族在6世纪中叶的侯景之乱中被大批屠杀，稍早一点北方也发生了“河阴之变”，北朝士族也被尔朱荣等叛贼们清了，醉生梦死的腐朽旧势力退出舞台，给新势力留出了发展的空间。
统一的华夏终于有了希望，只有充满朝气的新兴势力才担负得起这个重任。
新兴的杨家也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但是，如果制度上不改革，换汤不换药，那迟早也要再度滑落到士族醉生梦死，平民无法出头的灰暗时代。
杨家站在统一全国的高度上，自然不可能认识不到潜在的危机。
为了防止重现魏晋南北朝，皇帝阶层的黑暗时代，隋朝正式推出了科举，早在南朝时就已有雏形，但有根深蒂固的士族势力在，最终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扶持外戚、宦官风险太大，杀敌一千也要自损一百，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试试把普通人拉进来与士族们相斗。
当然，对于平民来说，一辈子都是平民的黑暗时代，终于要到头了。
杨家的作死，让隔壁亲戚李家迅速取代了杨家并再度统一中国。
隋朝的改革因为政权的迅速崩溃嘎然而止。
于是，李家接过了这一大旗。
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以这等能耐，自然不会害怕什么士族不士族的，而且自己即位时才29岁，正当壮年，哪个下属敢造他的反。
朱元璋真正统一全国时已经50多岁了，以古代的寿命来说，不可能不考虑接班的问题，诛杀功臣的意愿才会非常强烈。
所以李世民的唐朝和朱元璋的明朝从一开始格局就不同，李世民完全可以信任自己手下的功臣们，继续去厮杀去征战，强大的陇西军事集团持续闪耀在七世纪的天空。
后人引起为傲的超级大唐，大部分功业正是在这个集团闪耀的时候拿下来的。
可是，李治不是李世民，他没有统一天下的威望在手，李世民的忠实干将，对他来说反而是威胁皇权的负担。
这个集团也不可能一步拿掉，只能边用边防，慢慢清除。
武则天因为出身相对低微，所以李治坚决废掉出身大族的王氏，立武氏为后，一方面是打支持王氏的长孙无忌们的脸，另一面则是向依然强大的士族大家宣战。
李治不仅仅是垂涎于武则天的美貌，在陇西集团、世家大族面前，他们是真正的盟友，真正共患难的夫妻。
所以李治，心知武则天的权力欲之旺盛，然而直到去世，也没有把她拿掉。
而武则天，哪怕养了一堆男宠，哪怕真的篡了李家的帝位，直到去世也还是要求与李治合葬。
因为，她的心永远只属于自己的丈夫，也感谢自己的丈夫给了自己名扬千古的机遇。
共同作战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绝不是两句甜言蜜语，两个年轻帅哥就能及的。
在还政李家之后，她自认为没有愧对李治，所以选择了长眠在李治的身边。
历经高宗，武后时代对陇西集团和依然存在的世家大族，长达半个世纪的清洗。
从武则天时代起，普通人终于可以正式出入朝堂，而狄仁杰、姚崇等人则吹响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冲锋号。
但世家大族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新兴军事集团，也就是割据的军阀一起，继续缠绕着大唐的筋骨。
历经200多年的斗争沉浮，宋代才终于完成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历史使命，士族豪族被彻底扫出历史舞台的中央。
而到了宋朝，以文制武众所周知，关键是，有鉴于前代的教训，国家权力是不能再由那些士族、宦官、武人插手了，那选项便只剩下科举文人。
书生文弱，而且权力不可世袭，皇位的安全性无疑大大提高了。
天下只有帝王能世袭，还有什么家族能威胁到帝王的利益。
于是从北宋开始，国家成了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的国家，而宋明两代风气普遍趋于保守，扩张乏力。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时代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皇位是从战场血雨腥风中打下来的，没有人能制约得了他们做决定。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反而成了时代的异类，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努力终究石沉大海，郁郁而逝。
他前任平淡如水的仁宗反而成了千古仁君，备受称赞。
明宪宗强行压下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方保得王越诸人东征西讨保卫疆土，没想到的是，被塑造成明君形象的，却是他作为平平的儿子。
力图进取的宪宗和王越，一如前朝的神宗与王公，没有人理解他们的作为，乃至多有诋毁。王越被弹劾时，满朝文武无人求情，宪宗更是被说成了只知依赖万妃的巨婴。
王安石更甚，大半个明代都在说他是毁灭王朝的罪魁祸首，不可原谅的“妖人”。
所幸，王越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