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存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谈呢？大灾之年，更是往往演变为动乱之年。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代表着农业人口可供养其他人口的比例和数量。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过度抢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速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
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
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许多并无实用价值的“淫-----巧之器”，出于中--------央之国“妄自尊大”的思想蓄意贬低。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结果这四个字的本意反而被遗忘掉了。
四、“商”成为了第四阶层，于是大家就以为儒家贬低商人，并将其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没有商业行为和社会产品的交换，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儒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将“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入到“士农工商”的行列中来。
在“士农工商”以外，僧道尼、奴仆（尤其是太监）、盗-贼、乞丐、娼----妓、优----伶、王八、吹鼓手（乐师）等等，才是儒家真正鄙视和反对。并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僧道尼、太监之流除外，因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往往受到帝王的重视，儒家只能偶尔地打击一下，多数时间只能以清高的鄙视和不屑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
明-清年代常常将犯了重罪的家族贬为贱民，改为贱性，只允许从事上述的一些贱业作为处罚。即可见一斑。
儒家的划分依据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事生产活动并产出实际的社会产品的地位高。任何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产出的地位低（当然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儒生士子等占据了统治阶层的是除外的）――他们的存在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供养，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是有其先进性和必然性的。
商业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产出任何社会产品，然而于社会又是必需的，所以儒家将“商”摆在了最后的一个社会必需阶层地位。一方面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发展。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商”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商”的发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商业流通的基础是运输，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商业运输的成本是相当高的。陆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人吃马嚼，速度又慢，消耗巨大，更不要说越过复杂地理环境的运输了。
以生活必须的盐为例，江---苏（淮盐）和广---东（粤盐）均有很高的产量，但是内地（两--湖、河---南）所用的基本是淮--盐，粤盐则受阻于南--岭。
内河水运是古代唯一可以实现廉价大量运输的运输方式，古代的中心城市莫不临水而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水运也存在水道，自然气候和水情等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