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所谓的放蛊方式当然是无稽之谈。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当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了。
虽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苗族的一些妇女却深受这种观念的诬害。人们认为“蛊”只有妇女才有，只能寄附在妇女身上，传给下一代女性，而不传给男性。比如某男青年“游方”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有蛊”姑娘而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娶来，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凡属女性，均要从她母亲那里将蛊承传下来，并代代相传。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
《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金蚕的害人能使人中毒，胸腹搅痛，肿胀如瓮，七日流血而死。
据说，蔑片蛊害人，是将竹蔑一片，长约四五寸，悄悄的把它放在路上，行人过之，蔑跳上行人脚腿，使人痛得很厉害。久而久之，蔑又跳入膝盖去，由是脚小如鹤膝，其人不出四五年，便会一命呜呼。
石头蛊的害人：将石头一块，放在路上，结茅标为记，但不要给他人知道。行人过之，石跳上人身或肚内，初则硬实，三四月后，更能够行动、鸣啼，人渐大便秘结而瘦弱，又能飞入两手两脚，不出三五年，其人必死。
泥鳅蛊的害人：煮泥鳅与客吃，食罢，肚内似有泥鳅三五个在走动，有时冲上喉头，有时走下**。如不知治，必死无疑。
中害神的害人：中毒后，额焦、口腥、神昏、性躁、目见邪鬼形，耳闻邪鬼声、如犯大罪、如遇恶敌，有时便会产生自尽的念头。
疳蛊的害人：将蛇虫末放肉、菜、酒、饭内，给人吃。亦有放在路上，踏着即入人身。入身后，药末粘在肠脏之上，弄出肚胀、叫、痛、欲泻、上下冲动的症状来。
肿蛊的害人：壮族旧俗谓之放“肿“，中毒后，腹大、肚鸣、大便秘结，甚者，一耳常塞。
癫蛊的害人：取菌毒人后，人心昏、头眩、笑骂无常，饮酒时，药毒辄发，忿怒凶狠，俨如癫子。
阴蛇蛊的害人：中毒的，不出三十日，必死。初则吐泻，然则肚胀、减食、口腥、额热、面红。重的面上、耳、鼻、肚有蛊行动翻转作声，大便秘结。加上癫肿药，更是没有治好的希望。
生蛇蛊的害人：中毒的情况，与阴蛇蛊害人相似，但也有些异点。即肿起物，长二三寸，跳动，吃肉则止；蛊入则成形，或为蛇、或为肉鳖，在身内各处乱咬，头也很痛，夜间更甚；又有外蛇随风入毛孔来咬，内外交攻，真是无法求治。
长安汉宫的巫蛊事件汉武帝征和元年（西元前九二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惊当时的木偶巫蛊案件，这些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京师大侠引起的，还牵连了朝中的宰相公孙贺父子，最後连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刘据也被冤诬死了。
第一件巫蛊案是公孙贺本人引起的。公孙贺当时在朝做丞相，很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在朝做太仆，父子二人权倾一时。可惜公孙敬声的私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一千九百多万钱，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
当时另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情殷，向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到案，但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他的要求得到了武帝的许可，却触怒了朱安世。朱安世归案後，反向汉武帝陈诉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诅咒武帝早死，并在武帝经常经过的驰道上埋木偶为巫蛊，以促武帝早死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当时正值武帝晚年，每天都在忧惧死亡，他信以为真，将丞相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第二件巫蛊案，是由武帝的一个近臣江充引起的。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安全工作，很得武帝信任。他在宫处理警卫事件，连戾太子也不放在眼，因而得罪了太子，江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人，他顾虑太子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不会放过他，恰巧宫中发生了公孙贺父子为蛊加害武帝的事件，江充就假藉这个机会，据说宫中蛊气很重，影响武帝生命安全，武帝信以为真，把这件事情交给江充处理，江充果然在戾太子宫中的地道掘出一对木偶巫蛊，诬控太子加害武帝，促武帝早点死去。太子为了自保，将江充杀死後出走，宫中的人就说太子想造反，杀死江充後他逃。後来太子也被迫自杀。
古代社会放蛊的事是有的，但以上两件事却是假造出来的。以汉朝发生的这两起巫蛊案来看，可知蛊毒害人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
隋朝宫廷也发生过一次无形的蛊乱。隋代大将军独孤迤的家，有一个名叫徐阿尼的丫头，有拜猫鬼的习惯，每天深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