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无助于中央之国的海外扩张，更会一次次的消磨掉，天朝社会自发而生的海外迁徙热情。
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后期，天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同时，我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导致内部人地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方才有所改观。
回到“大航海时代”，中央之国的固有文明属性，与海外商业、人口扩张的天然冲动之间，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
如果说，我朝最强大时，上述矛盾尚没有凸显。
陈祖义的授首，也无非是又一次，彰显了中央帝国的强大。
那么，我朝后期，为祸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之乱，就堪称这一结构性矛盾，所触发的一次战略级的事件了。
讽刺的是，在我朝将亡之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的民间海商（盗）力量，竟然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尽管这根稻草，最终未能挽救我朝的国运，但却在地缘层面，将大员这个化外之地，变身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
巧合的是，这股海上势力的代言人，也姓“郑”，虽然郑和的“郑”是赐姓。
15世纪初，无疑是中央之国对海洋态度，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段。
饶是如此，中央帝国重“土”轻“洋”地缘属性，仍然使得郑和下西洋之举，无法造成更深远的地缘影响。
最起码从技术上看，在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同时，却又恩威并施的诏谕移民归国，便很有些自缚手脚的意思。
反观领土扩张意识强烈的欧洲人，在布局海洋时就知道，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本土人员移驻海外港口，航线节点的控制便无从谈起。
那么，有没有一个群体，即能让保守的中央之国，免去影响稳定之忧，又能帮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回zu”。
与后世部分人提到“回zu”二字，似乎略带贬义不同的是。
在15世纪时，“回zu”二字，本身只是对特定x仰人群的一个泛指，原本并无贬义。
这个标签，成为特定x仰人群的专有名词，起自元朝时期。
在建立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后，大量来自中亚西域的西北m族，被引入中央之国核心区，
以在军事、经济以及z治三方面，协助蒙古人，管理数量庞大的金、宋遗民。
由此，也造就了大家熟悉的元朝式“种姓”制度，即将全国之民，依地缘属性划分为四等：
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之所以说元朝式的“种姓”制度，所依据的是地缘属性，而不是“m族”属性，
是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属地原则非常明显，并不能等同于后世的m族概念。
其中“汉人”的概念，主要包括，原来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各族，甚至朝鲜半岛之民，也被划入了“汉人”这一等级。
至于“南人”，则指向的是原南宋遗民了。
用后世的地域观来看，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差异，更像是南方人、北方人的区别。
再深入解析的话，大家会发现，这种切割方式，其实跟蒙古人的征服顺序有关。
简单点说，越早归服蒙古人的地区，等级越高。
这也使得像大理国这样的西南之地，因被早于南宋被征服，其民也被划入了，略高一级的“汉人”等级。
抵御蒙古帝国入侵时间最久的南宋遗民，则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最被压制的对象。
掌握“征服顺序”这条主线，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元朝的四等人群划分中，
来自中央之国核心区西北方向的“色目人”，等级仅次于蒙古人了。
富庶的农业区，一直对游牧m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以蒙古高原的位置来说，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即塔里木盆地、河中地区，
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央之国核心区，都是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扩张方向。
正常情况下，基于经济原因，入主中原会更有吸引力。
尤其蒙古人的发源之地，还是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与华北距离更近。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在草原崛起之前，蒙古诸部也的确受金朝所辖制。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公元1206年），很自然将征服金国，
作为了第一目标，并于立国后的第五个年头，正式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
在此之前，为了更好的完成目标，蒙古人先发动了针对西夏的战争，
以期通过对西套平原、河西走廊的，占领对金国形成两面合围的态势。
只不过，顽强的党项人并没有让蒙古人攻灭，使得蒙古人不得不在西夏，
表面接受“附蒙伐金”条件的情况下，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
从战略上来看，蒙古人的策略并没有错。
比如：汉武大帝发动对匈奴的反攻时，也是先从西线着手，控制河西走廊——西套一线。
只是，西夏的激烈抵抗，延缓了金国覆灭的时间。
中亚方向，为了集中力量入主中原，成吉思汗曾试图，与控制“河中”的花剌子模国，进行商业合作。
不过，结果想必大家通过之前的内容，已经知道了。
这一时段，也正是花剌子模强势崛起之时，花剌子模人高调拒绝了蒙古人的示好。
这也使得蒙古人暂缓了对金战争，而提前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