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即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华夏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且内涵丰富的称谓。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华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也是华夏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则在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1]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华夏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华夏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华夏医学体系的岛国汉方医学、棒子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
中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
中医中药在华夏古老的大地上已经运用了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华夏的中医中药无论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确凿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未传入华夏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但是到了现代，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进入，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构成了对中医学的挑战。
虽然这里并不是李堪原来的世界，但是他们这里的医术却是跟他那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这个世界的医术好像比起李堪那里中西结合还要高明不少。
李堪觉得是不是自己要不要学习一些东西或者带几本医书回去造福社会，想了想似乎后者比较容易办。
当然现在还不是做这些的时候。
李堪按照大夫的叮嘱，小心翼翼的把青舞抱回家。
青舞受了一些内伤，每天需要按时服药。
走的时候没找到青舞还有意识，她轻轻的问道：“公子，您能晚几天再走吗？”
秦姨她们在后面，并不会听到。
李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