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后，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然拥有更多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亡后，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终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马氏统治，自立为帝，后失败被杀。
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门阀专政、王权弱小、方镇割据的积弊中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占水，实行庄园经济，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南朝士庶之别非常严格，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
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的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不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职，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承圣三年(554)，西魏军攻占江陵，俘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在陈朝，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
门阀的出现寻根溯源，当自西汉时期初显端倪。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成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各地都涌现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同时，汉初的“任子”、“赀选”，之后实行的察举制度和太学制度，使地主阶级入仕门径也比过去宽广多了。特别是儒学定于一尊后，封建政府以儒家的经籍、礼法取士逐渐成为定制。经籍成为人们世代研究的家学，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的不变家风。
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儒术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做官，从而形成门阀地主。世袭为官的门阀，到东汉中叶开始更加普遍。弘农杨震一家，以习欧阳《尚书》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一家，以习孟氏《易》四世有五公；在地方上，也有一批时代世代为州郡县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较低的门阀。但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所谓“天人合一”、“三纲五常”之说都是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也就是说此时的世家大族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寻找各自的利益（无论政治还是经济，），还有“君权神授”说等也是对他们思想的钳制，体现了皇权的强大。
而世家大族势力的巩固以至于控制政权，则是自东汉末年纷争时代开始。不过并不是纷争割据就会出现门阀政治。先国家未安定，政局混乱，士族难以挥权力，即使在相对统一的各地区，有所谓权臣或宦官专权，但是以皇权为根基，例如曹操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皇权挥影响。
不过如今像林国栋这样的，比起古代的那些家族差得太远了，非要比较，也许杨家能够沾得上边。
林国栋自然不愿意对上庞然大物一般的杨家，因为他们林家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分分钟就能让他们家道中落。
但是如今牵扯到自己的儿子，他不得不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