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河也是蔫坏，好啊，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让我饿肚子，我也不让你好过。
掏出几块奶糖，递给谢野思，“谢老师，刚得了一把大白兔，借花献佛，见者有份。”
谢野思随手接过，剥了一块放进嘴里，问道：“谁出手这么大方啊？”
李同河道：“林维桢的喜糖，寒假他订婚了。”
谢野思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谁？”
李同河道：“林维桢啊”。
“他订婚了？”，谢野思觉得嘴里的这块奶糖不再是甜的了，恨不得马上吐掉。
李同河憋着坏道：“是啊，那小子口风紧的很……，哎，谢老师，你怎么走了？别走啊，你定个时间，我喊上林维桢，大家一起吃个饭。”
谢野思头也不回道：“不必了”。
李同河望着她的背影叹口气，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
不过一想到囊中羞涩，马上又释然了，反正这事儿已经传开了，她早晚都得知道。
他娘的，那小子的女人缘也太好了吧，连我这个老男人都羡慕。
春暖花开，湖边的柳树发芽了。
万物复苏，鸟儿在枝头欢快的叫着，和风拂过，吹皱了一湖绿水。
猫了几个月的冬，年轻力盛的小伙子姑娘们换上了轻薄的衣服，迎着和煦的阳光，在校园里尽情地挥洒着汗水和欢笑。
时代赋予了这群年轻人崇高的使命，同时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
在这个娱乐匮乏的时代，所有这些生活于校园的精英，由于知识营养的不断补充，在情感上，却又感到贫瘠和渴望。
校园里男女生之间几乎泾渭分明，从不交往或很少交往，几乎看不到单独的一男一女走在校园里，偶尔有之，也是隔着老远，若非不时地扭头看一眼说两句话，在旁人眼里就是两个陌生人。
不是不想接近，而是羞于、更不敢接近。
这可苦了那些身心成熟或逐渐成熟的人，他们一般将心中的恋人重重地刻划于心。
暗恋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折磨，于是，有情不自禁者，酣畅淋漓地写好情书，并投寄给对方。
这个春天，谭沁已经收到过十几封情书，每收到一封，得意洋洋地拿给林维桢看。
林维桢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最后还总结出这些情书的三个特征。
一是寄信人只有地址没有名字，即便有地址也是残缺不全，比如男宿三楼，基本上没人敢写上哪个系哪栋楼哪个房间。
二是信尾不留姓名，浪漫点的男生最多会写上“思念你的倾慕者”。
三是内容丰富，真挚感人。如今文青遍地走，一个大学生不会写个抒情散文，出门都不好意思打招呼。至于那类无病呻吟的现代诗，根本不算什么，更有甚者，还在情书末尾附上了一首七言律诗，连林维桢这个情敌读后都被感动得叫好。
这些人的心思和行为林维桢非常理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己的媳妇儿有人追求，那说明自己的眼光没问题。
理解归理解，也对谭沁有信心，可林维桢还是免不了吃醋，所以，这个春天，往清华跑得特别勤，就差没在校园广播上吼一嗓子，谭沁是我未婚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别来打我媳妇儿的主意了！
林维桢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可怜了那些男生们，年轻的身体根本无法抵挡住异性的诱惑，浑身的精力无处释放，于是只好将注意力转到文化、艺术和体育上。
话剧社，音乐社，足球队，篮球队等等，一到春天，到处可见那些活力四射的身影。
在这个羞于说爱的特殊年代，为了能吸引女生们的目光，男生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将足球踢进女生宿舍的窗户，用篮球故意砸向过路的女生，在舞台上卖力的表演，在湖边故意拉断小提琴的细弦。
偶尔，有“奋不顾身“的男女生，虽然不能公开示爱，但是转入“地下“也未尝不可。
通常情况下，女生会寻找一个“不起眼“的男同学作邮差，男生安排一个好友作信使，然后，按照严格的“流水线“传递消息。
如男生急于与女生传递信息，而一时找不到邮差，只好潜藏于女生教室外或宿舍旁，以双方熟悉的呼哨或动物叫声引女生出来。
短短的一个多月，林维桢就为两对人送过地下情报。
甚至有女生托他给牟叶平递话，这活儿他可不敢接。
老牟是有家室的人，媳妇儿不容易，一个人在老家又要种庄稼，又要辛苦地带孩子，做这种事儿太缺德。
于是明确地告知那个女生，牟叶平结婚了，连孩子都有了，让她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本以为那个女生会知难而退，却不料她根本无所谓，反而振振有词道：“我决不相信一个北大高材生跟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之间有感情，牟叶平肯定是迫不得已，有苦衷的。”
女生长得很漂亮，即便以三四十年后的眼光看，至少能打85分，不施粉黛，却明眸皓齿，穿着打扮更非普通家庭能置办的，光手腕上的那块进口手表就够牟叶平大学四年的生活费。
只是，林维桢却对她**好感，笑呵呵问道：“你怎么会找到我？咱俩之前似乎不认识吧。”
女生道：“大名鼎鼎的林维桢谁不认识，我是历史系的，虽然不懂经济学，但美国经济评论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还是知道的，你能在上面发表论文，在咱们北大，不，在全国大学生中也是独一份。”
林维桢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