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沁回来了，进了亭子把菜篮子放在石桌上，右手扇着风，道:“热死了，万福这是怎么了？一张苦瓜脸，你林哥又欺负你了？”
郝万福只是摇头也不说话。
林维桢道:“这小子相亲的事儿被沈婧知道了。”
谭沁好笑道:“你妈这是等不及抱孙子了。”
郝万福道:“姐，我都快愁死了，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谭沁笑道:“你不愿相亲，那就直接跟你妈说实话，来找你林哥也没用。沈婧的为人我了解，不会被别人左右想法。所以这事儿啊，最后还是靠你自个儿，你不会去问问沈婧的意思？”
郝万福揪着头发道:“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可胆子太小，这两天一见到沈婧就心虚，腿发抖。”
谭沁瞥了一眼一旁幸灾乐祸的林维桢，胆小鬼，你还好意思笑，当初要不是我主动点，给你可乘之机，你还不如人家万福大胆呢。
林维桢被谭沁的目光一扫，打了个激灵，忙收起笑容，道:“万福，你这样不行啊，追女孩子要胆大心细脸皮厚，就像……，呵呵，就像我，当初死皮赖脸地才把你谭姐拿下了。你在这愁眉苦脸没用，要么按你妈的意思随便找个媳妇，要么去跟人家挑明了。”
谭沁不着痕迹地在林维桢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嘴角微翘，道:“万福，你哥话糙理不糙，光纠结没用，还是要靠实际行动。”
郝万福被他两口子灌了一大碗鸡汤，恢复了些自信，爬起来打了声招呼便要走。
林维桢道:“别光想媳妇儿，店里的生意可得放在心上。下周又有一批冰箱和风扇过来，这两天你赶紧把库存清一清，别临到跟前抓瞎”。
一说到正事，郝万福认真起来，重新坐下，道:“哥，我现在觉得店面太小了，顾客买台小收音机都要排半天队，生意好的时候，连店外面的路都堵住了，居委会好几次上门找我，让我解决问题，我有啥办法，只能好言好语把居委会的人打发走。春天还好，眼看就要夏天，要是来买东西的人在太阳底下晒中暑了，咱们也脱不了干系”。
林维桢听他说了一通废话，不耐烦地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郝万福眼睛发亮道:“哥，开分店！我都想好了，四九城北边有一家店了，咱们要在南边再来一家，等今年年底，如果条件允许，咱们再在西边和东边各开一家……”。
郝万福说着说着有些激动，挥舞着胳膊，吐沫横飞。
林维桢赶紧打开折扇挡住脸，不容置疑道:“想都别想！”
郝万福顿时像被掐住脖子的鹅，憋的满脸通红，有些纳闷道:“不是，哥，我们现在资金和货源都充裕，为什么不让我开分店？”
谭沁也是不解，看向林维桢，道:“我觉得万福说的挺在理的嘛，你是怕过于高调？”
林维桢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道:“现在电器店生意不错，难免有眼红的人，还是低调些。再加上最近政策不明朗，风向摇摆不定，再观望一段时间吧”。
郝万福泄气道:“哥，这么一来，咱们的人手不够用，应付不过来啊”。
林维桢道:“克服困难，想想别的办法”。
郝万福见说服不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正打算告辞，突然想起一件事，道:“哥，邵子光前两天给我出了个主意，我心里没底，你替我把把关。”
“你说”。
“老邵说不如让顾客在店里看好了，定下来后留下地址，咱们给他们送到家里，到时候再收钱”。
“咦？”，林维桢倒是吃了一惊，邵子光可以啊，这不就是送货上门嘛。
不过，即便如此，人手不足依然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林维桢不想也不敢解决的。
他一直将电器店的人员卡死在五个人以内，连电器的安装工作也让郝万福这个老板亲自上阵，不是舍不得多付一份工资，而是不敢。
就在这个月底，人民日报将发起一场有关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之争，并且还特意开了专栏。这场为期三个月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承包鱼塘的陈志雄夫妇平安无事，但期间的惊险却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林维桢绝对不愿多生是非，逞英雄去趟地雷。
而且，陈志雄事件表面上结束了，但其实转向了更高层次的斗争，在未来的几年内，围绕这个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从来没有停息。
甚至有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马克思确实有过类似的表述，但事实上，马克思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以此作为“金科玉律”。由此而来，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
去掉雇工数量的限制，使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得以休止是到了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三不”政策改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可即便有中央文件的背书，傻瓜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依然没有逃脱牢狱之灾，无他，钱太多，做人太高调，枪打出头鸟。
最后定的罪名也相当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