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似乎在一夜之间，校园里铺满了落叶，天气一天冷似一天。
林维桢穿上了杨婶新织的薄毛衣，外面套着件灰色夹克衫，一点也不冷。
经济系的课程安排得紧凑，每天上、下午共8节课，每节课50分钟，基本上都排满了课，即便偶尔有几节课空着，林维桢也会跑到别的系去蹭课。
或许为了弥补失去的那十年，老师们非常负责，恨不得在短短的一堂课内将自己的平生所学灌输给学生，甚至连课间休息时都不愿停下来。
讲台上的老教授们仿佛化身为周扒皮，手握皮鞭，一刻不停地鞭策着他们，让他们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懈怠。
虽然课程紧张，压力不小，但林维桢应付来游刃有余。
每天6点起床，去操场上跑个三五千米，按时吃早饭，准时进教室，中午抽一个小时午睡，下午放学跟谭沁一起吃晚饭，晚上要么在教室或者宿舍自习，要么校内校外到处去听讲座。
大学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孕育场所，提供了一个承认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场所。北大似乎没有明确的校训，但“北大精神”却广为流传。
而关于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更不乏北大人自己的解读。比如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都集中在北大，它所形成的“北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陈平原教授也表达过，“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而是落实到行动上的北大精神。”
但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对北大精神的最早概括，它构成了北大的生命线。
这种精神自由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得以体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校园内举办的各种讲座，正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身处于1980年代这样一个思想解放以及激烈碰撞的大时代，北大校园犹如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一系列讲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主讲人在讲台上挥洒着激情，听众们在下面如痴如醉，每当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总会有人提出尖锐的问题，出现激烈的争论，大家各抒己见，即便讲座办成了辩论赛，但辩论双方却保持着良好的风度，绝不会扔鞋骂娘。
林维桢有些恍惚，有多久没有亲历过这种场面？
前世他自己也当过主讲人，更是听过无数的讲座，而那些讲座大多讲究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完事儿后摆一桌酒，招几个圈内人拉拉关系，于是讲座变成了秀场，主讲人也成了到处走穴的“艺人”。
北大学生的热情不让丝毫，这两年校园里诞生了各式各样的社团。开学不到半个月，林维桢已经遇到过十几个拉他入伙的人了，诗歌、文学、外语、法律、经济等等领域的社团不一而足。
林维桢一向对高校社团兴趣乏乏，前世的学生时期如此，做了老师后，依然如此，对学生参加社团既不支持鼓励，也不反对阻挠，完全是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
不过，林维桢倒是对一个叫做“学友”的社团有了兴趣，这个社团由几个77级经济系学生会成员组织发起，并且拥有内部刊物《学友》。
《学友》创刊于1979年初，文章主要来源于经济系学生的投稿，到9月份开学前已经办了三期。《学友》以其清新活泼的风格，敢于解放思想、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得到了系里的支持。
这两天，学友社与南开、厦大、人大等七院校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向全国各大学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并准备发起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学友》最新一期刊登了消息，同时发布了“倡议书”。
《学友》杂志前四期的文章林维桢都看了一遍，大多是同学们学习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不少文章写的虽然稚嫩无比，却契合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流，林维桢觉得借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学友》的未来必然一片光明。
冒险的事情让别人去干，这种搭顺风车的好事，林维桢当然不会错过，很快便报名参加了学友社，成了学友社的一名普通会员。
……
梁云飞又在大清早将林维桢堵在宿舍，一进门就道：“没粮票了，今天我来你这蹭饭”。
一看日子，已经是9月底了，难怪梁云飞会这么说。
林维桢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学着葛大爷掐着嗓子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话音刚落，梁云飞和舍友们哄然大笑。
牟叶平笑骂道：“就你会作怪，学得可真像，惟妙惟肖，你真该去话剧社演话剧”。
林维桢跳下床，抄起外套穿上，回道：“我不敢去啊，我怕去了以后话剧社的那伙人会失业，老梁，咱们走，肉包子管够”。
出了门，梁云飞一直侧着头看着林维桢，林维桢摸摸脸疑惑道：“咋了？我脸上有东西？”
梁云飞轻轻地摇头，半晌才道：“我感觉有些不认识你了，以前你可一点也不幽默，不是，一点也不油嘴滑舌”。
林维桢心里打了个突，哈哈一笑，搂着梁云飞的肩膀边走边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哪，在农场那个环境里，即便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