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典和谢三宾有没有提出要粮食？”
“报告，没有。”黄安德回答道，“谢三宾没说话，朱大典给了我一百五十两银子，五十两给我，一百两给骑兵连的战士。我已经全部上缴了。”
“很对。”鹿文渊点点头，“我们打仗是为了元老院，为了天下的苍生，不是贪图几个钱。”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了，看来这几年的纪律教育没有白费。
“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黄安德一个立正。
“你们这次辛苦了，回，“元老院给我们送来了冻羊肉、萝卜和大白菜，我已经关照伙房，晚上给你们做顿羊肉火锅吃。”
“谢谢首长。”黄安德敬了个礼，退了出去。
“看来俺这个本家还是蛮识相的嘛。”一直没有说话的朱鸣夏笑着说。
“现在老朱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向皇帝交代。”鹿文渊说，“现在他的气焰没这么嚣张了。眼下山东行营的人马还要整顿，他不得不要多仰仗孙元化了。”他有些兴高采烈，“这本来是他的功劳，没想到得和老孙共享了。我们在山东的存在也有了保证。”
朱鸣夏说：“下面就是怎么收拾李九成和孔有德了。”
叛军的战略局面并未打破，这是朱鸣夏早就估计到的，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冬衣匮乏的叛军在雪地里能够追击几十里的路已经是靠了他们拥有骑兵的优势了。即使这样，叛军在追击中己方损失也很惊人：尾随侦察的侦察骑兵报告说沿途到处有叛军冻毙的人马尸体。
叛军既不能攻破莱州，也不敢在官兵主力尚存的状态下转战平度、栖霞等地――这意味着放弃登州这个唯一可以得到增援和逃生的港口。
“我看，他们开春之后必然和历史上一样，坐船出海，逃亡东江。”鹿文渊说，“登州已经是死局了，除非我们出手，否则他们破不了局了。”
他们当然没必要出手，叛军的“活力”已经渐渐衰退，再通过叛军搜集人口已经没有必要。而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也在登州造成了“既成事实”，下一步就是怎么从叛军的覆灭中榨取最大的利益了。
登州城内的叛军和裹挟的军民有十多万人，这部分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本地百姓，按照历史资料，现在登州城内已经开始“乏食”，到年底甚至落到要“杀人为食，熬人为烛”的地步。按照情报人员最近的汇报，虽然缴获了大批官军的辎重粮草，但是叛军也已经开始屠宰牛马牲畜为食。
而且历史上孔有德逃走的时候对全城进行了全面的屠戮抢劫，“杀劫淫污，备极残酷”。所以三人商议，为了避免城中人口牲畜损失过多，把收复登州提上了议事日程。
收复登州，消灭叛军在军事上难度不大，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和对未来局势发展的影响。
最关键问题就是是否放走孔有德投满清。从历史上看，孔有德等人逃出登州之后，几个月内一直在渤海湾内各岛流亡，显然对是否投满清是有过很大犹豫的，期间还几次提出招安的请求，冀图继续在明清和朝鲜之间维持一小块局面。最终投降满清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在内。
但是，孔有德的投满，使得明清的战略平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同孔有德降清的明军都是训练有素的火器手和铸造大炮的工匠，从此以后满清的火器制造和运用能力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以至于在随后的战争进程中，运用火炮的优势渐渐转到满清方面来了。
元老院常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若干次讨论，期间还召集了大图书馆和对外情报局的元老召开了听证会。最终决定，不让孔有德所部投降满清，直接将其消灭。
尽管皇汉派对此欢呼雀跃，热烈程度仅次于大量使用东南亚奴隶开矿那次。但是就执委会来说，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综合利益的考量。
如果放任孔有德逃亡，那么他必然和历史上一样，在渤海湾诸岛上漂流几个月以寻找出路。这些岛屿上几乎都有东江人马，他们或者和叛军对阵，或者随之加入叛军与官军、朝鲜军作战。大量人员死亡。孔有德从登州逃走的时候，带走军民一万二千人，降清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万人。不仅他的本部，此后东江镇在辽东各岛的力量大减，最终造成旅顺陷落，黄龙战死，等于东江的几十万人口全部便宜了满清。这点对元老院来说就很不合算。
次要一点的原因：孔有德投满清之后，元老院作为军火商的垄断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元老院对满清的影响力也会因此而下降。
“我们要动作快一点，让明军在农历年三十前拿下登州。”鹿文渊踌躇满志的说，“新年伊始，让崇祯得一个好消息，会让他的心情好不少。”
“要帮助明军攻下登州，这难度有点大。”朱鸣夏笑道，“我单独指挥北上支队还差不多。”
明军现在新败，正在喘息，恐怕不大会有很大的兴趣来再次围攻登州。再者他们真要来了，训练、战术和装备迥异的北上支队和他们也没法配合作战，到时候哪支人马争功，反而把攻势的节奏打乱；最后，明军的军纪极坏，历史上川军攻入水城后，一面作战一面抢劫妇女财物，结果被叛军反击赶出去。登州城破之后，各路官军又对登州进行了全面的洗劫，城内人口被屠杀掳掠殆尽，登州成为废墟，直到崇祯九年才逐步恢复城池
“我们单独干，干完之后把交给孙元化、朱大典就是――可惜孙元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