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们不仅负责看街打更，收路倒尸、救火会救火挑水、启闭河道闸门、清沟淘淤……这些日常的市政工作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把关帝庙人马的上层和大骨彻底打倒，这些工作就只会成为他们剥削市民和乞丐的工具。
“如果要贪图统治起来简单省钱的话，关帝庙人马对统治者来说是很有用的工具，”林佰光说，“他们既不用官府一文钱的拨款，又承担着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工作。简直是完美的社会化管理……”
“但是实际上是有代价的。”慕敏说。
“对，这个代价其实是由老百姓来承受的。”林佰光说道，“其实政府也是有代价的：关帝庙人马几百年来对市民的各种巧取豪夺，庇护犯罪分子损害市民利益，实际上是政府让渡了部分收税权和治安权来获得他们的服务。结果必然是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威权，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并不合算。”
慕敏点头，没有就这个问题深入发表意见，她问道：“林主任你的意见是？”
“咱们暂且不忙，先查清他们的底细。最后来个一网打尽。”林佰光说。
乞丐集团成分复杂，人员众多，还有大量的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老人和儿童，不将底细查清，制定好妥善的安置方案，贸然采取行动，打掉首领和各级大骨容易，人员流散出去依然是社会问题。
“好！”慕敏点头，要查清底细，就得从健全基层组织开始。慕敏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这次入户普查，在调查中查清关帝庙人马的底细。
慕敏立刻开始组建队伍。这几天她已经初步建立了警务机关，充实了人员。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还是着眼于“维持治安”，要达到“治理”的目的还差得很远。
她知道元老院对警务和基层治理的理念是师从于前三十年，其中有很多又是从旧日本警务系统里传承下来的，因而警务工作有浓厚的“警察行政化”的倾向。也就是说，警务机关不仅是执法单位，还承担着基层行政治理的工作。
要满足这个需求，就得尽快充实基层力量。警察一时半会充实不了，就得把旧的保甲体系利用起来。
她传来孟功常，叫他立刻派人传话召集全城及各门关厢保长会议。
广州的旧基层保甲系统，基本上是按照王守仁、海瑞提出的方法：按照十户一甲，数甲一保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府县衙门的架阁库内都存有“牌甲册”――居民不论身份高低，性别，只要是年满十五岁，又是本户常住人口，都要在牌甲册上登记。其数据准确程度远高于黄册。已经类似近代的户籍制度。
但是牌甲册并不完善，一是只登记年满十五岁的男女，二是对人口的变动掌握不够。虽然也有流动人口登记的规定，问题是明代没有派出所，登记与否全看甲长是否尽心。所以这登记材料只能作为参考。
广州全城的甲长有好几千人，慕敏自然不能全叫来开会――即使只召集保长，也有好几百人。
保长们小心翼翼的来到岭南道衙门－－照理说，保长见官都是去府县衙门，这回召集他们去得却是澳洲人的“总捕衙门”，而澳洲人新派得“快班头子”竟然是个女人！女江洋大盗、女土匪之类，间或也听说过，女人当捕快的还真是头一遭听说。总之这澳洲人做事，样样都透着稀罕。
大约有好奇的成分在，保长们来得很是齐全，除了少数下落不明和确实生病不能动弹的，全城的保长几乎都来了。因为来得人实在太多，不但岭南道衙门的大堂上坐满了人，连院子里，廊檐下也坐满了来开会的保长，黑压压的满是人。
当慕敏穿着高级警官的黑色制服出场的时候，会场上立刻起了一阵骚动：剪裁合体的黑色制服上衣，黑色制服裙和长靴这一身英武干练的“澳洲装束”，让保长们瞬间都瞪大了眼睛：这女髡标青！后排的保长们都站起了身子，踮着脚尖张望着。
他们所知道的女髡只有裴莉秀一个人而已，但是裴莉秀多数时候是穿大明的女装的，有时候也穿过“改良汉服”款的衣服――大致还在当时人的认知范围之内。慕敏这一身完全现代感的制服让他们瞬间感受到极大的冲击。一个个都看呆了。
慕敏对土著的这种表现已经习以为常，不过今天“围观”的人实在有些多，多少还是有些尴尬。
几个衙役眼见场面失控，赶紧出来齐声喊“威武――”，将一度骚动起来的保长们又压了回去。
会议由孟功常担任粤语翻译，慕敏并不废话，当即布置三项工作。
第一是全体保甲长重新登记。现任的保甲长限期到市警察局报到登记，逾期不来者做除名处理。同时缴纳《个人自传》一份，按照格式范文填写。
第二由保长传达各牌甲，警察局准备重新登记牌甲册。令各甲全力配合。
第三发下格式范文，由保长当场填写《某某保基本情况汇报》。
根据他们填写的基本情况汇报，归化民工作人员在广州地图上对各保的管辖范围做出标记，以便安排普查的顺序。
慕敏一边紧锣密鼓的安排普查事宜，一边调集普查人员。由于归化民干部人数有限，普查小组中的大多数人员都是旧人员。但是慕敏在每个小组里至少安排三名能说广东话的归化民干部，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除了组长之外，负责填写登记表和户口本的书手也必需是归化民人员，以免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