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掌柜知道此人？”黄顺隆似乎并不惊讶，“在本地也算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有何不知。”文德嗣一想到当年被擒之辱，简直欲将其如何如何，但是这念头露出来则大大的影响形象，“此女和我们颇有渊源。”他含糊的说。
说颇有渊源，即可以说是彼此有合作，也可以说是有仇，算是中性表达。
“呵呵，文掌柜不必隐瞒了。此女行事特立独行，心狠手辣，想来和贵处也有构怨了。”
文德嗣不言，算是默认了。
黄顺隆说这里只知道李丝雅是葡华混血，具体其父母是谁身在何地谁也不知道。但是她住在澳门的葡人居住区，屋宇宽敞奢华，虽然干得是刀头舔血的买卖，却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本地葡萄牙头面人物的聚会上，显然父母出身不低。
“此女极不好惹，”黄顺隆压低了声音，“她视澳门为自己的巢穴，在本地行事还算收敛，但是一旦出海，行事极其狠辣。而且诡计多端，诸位若与她有了过节，平日行事要多加小心。”
文德嗣含糊其辞的应了，又打听到了不少具体的李丝雅的消息：她的双桅快帆船，船名就叫lotus。最近不在港内，大约是又出海去了。连她的住址都打听出来了――文德嗣一度有了派北炜来次特种行动的念头，但是黄顺隆接着说他不敢肯定李丝雅是不是真得住在那房子里――黄顺隆虽然娶了个葡萄牙老婆，但是这个女人的出身不高，并不能为他和葡萄牙上层人士的交往增加多少筹码，唯一的好处是他能毫无障碍的和葡萄牙人做买卖。本地葡萄牙人上层的活动他所知甚少。
黄顺隆照中国人的习惯，要留他们用饭，但是文德嗣无心逗留，张信更是急于要去找卖大黄甜酒的地方。双方议定了未来接头的印章和暗记之后便告辞了。
出门之后转了一圈，回到了集合地点十字大街广场的十字架下，发现白多碌已经回来了，他带着一种宗教信徒所特有的微笑，手里还握着一本皮面圣经，文德嗣心想不会这一个多小时就被耶稣会洗脑了吧？正在打量着，白多碌已然兴高采烈的迎了上来。
“文总，有个好消息。”
“本地的耶稣会会长想见您。”
耶稣会这个名词，立刻在文德嗣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身着黑衣，阴森森的人物坐在大理石的黑屋子里。耶稣会会长见他做什么？难道要给他宣示主的福音？文德嗣想穿越众的宗教政策问题倒一直没讨论过，要说本时空的各类宗教他都不怎么喜欢，要说最好还是搞个什么“圣教”，他自己当天使长比较好――只不过本次穿越的人太多，估计是没这个可能了，这群现代人别得本事稀松，政治斗争的门槛都精得要死。
“先找个地方，把你见到司铎的事情说一下。”文德嗣说。
在这座城市中心的葡萄牙社区的一座小型然而精致的教堂的厅堂里，南中国灼热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用铅条镶嵌的小块玻璃，照射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留下影影绰绰的光影。有个身穿修士袍的人坐在一张大书桌的旁边，垂着头，似乎是在思考。桌子的四角镀金，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还显眼的放着一只做工精致的乌木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
他的背后是一个雕工精致的大壁炉，看上面的纹饰和和大理石独特的花纹，说不定石头和工匠都是来自遥远的意大利呢。当然在最冷的日子也不会低于20摄氏度的南中国，这个东西纯粹只有装饰的意味，象征着驻澳门的耶稣会分会长的权力。这位分会长掌握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一切天主教传教事务，在教会中的地位甚至无需服从澳门主教的权威。
这个孤独的身影就是澳门耶稣会会长杰兰扎尼。
此时，杰兰扎尼孤身一人，他的身体很虚弱――多年前他在北大年的传教时候得了疟疾，虽然用烟草治疗之后留下了一条命，后遗症至今时而还发作。但是一股强大的精神之火却在这虚弱的身体中熊熊燃烧――也许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他对传教的事务就愈发感到急迫。
“这群蠢货！”他自言自语，“不管是方济各会还是奥古斯丁会的人，都是一群蠢货。他们自以为信仰就是一切的磐石。殉教便是光荣，难道1596年在日本的闹剧还要在中国再重演一次么？”
他的书桌上，丢着从马尼拉的耶稣会来得信件，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不是偶像崇拜，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有向教廷高层蔓延的趋势。唉唉，虽然耶稣会在教廷拥有极大的势力，但是势力和敌人永远是成正比的，更不用说有那些国王和贵族，他们都企图把耶稣会当做自己的工具，而不是上帝的。
“讨论吧，讨论吧，最好这事情永远也讨论不完。”杰兰扎尼很清楚，除非按照耶稣会已经在北京的传教士们的主张：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只是一种纪念活动，否则目前进展就不大的中国传教活动将会更加困难――他到澳门已经好些年了，深知祭祖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派出去的传教士，除了利马窦还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外，十之八九都被中国人的地方官府驱逐了回来，有的则干脆下落不明――杰兰扎尼知道他们多半已经走上了殉教的道路。
中国的传教活动远不如日本的那样顺利。虽然通过利马窦的努力，争取到了一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信徒，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的首都，参加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