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宋这个名义暂时不要大规模对外使用。”于鄂水说，“元末的红巾军可是要‘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朱元璋也算是红巾军一股，最后却搞掉了小明王搞出来了‘大明’。明朝廷对‘大宋后裔’恐怕会有一定的忌讳。现阶段我们对外可以用类似红巾军的例子，以军名暂代国号。我提议我们叫伏波军――很切题。”
“其实我们可以叫gla，”文德嗣说，“全球人民解放军。这个不错吧，马国务卿。”
“以后再用好了。现在叫gla大明人士根本没感觉。”马千瞩说，“我看自今日起，我们的公文和布告行文落款可以启用伏波军名号。”
江山回到情报局的办公室里。刚到办公室，他就接到了何鸣的电话，要他：“速查清广东方面明军状况”。
“情报局成立没几天，具体任务来了。”江山在晚上的碰头会上说，“这是我们对外情报局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一定要搞定，不然以后争取预算起来就麻烦了。”
王鼎咳嗽了一声，首先发言：“这些情报，大多数可以从总情报库的档案里查询得到。大图书馆整理的史籍情报和广州站历年搜集到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使用的。我打算对这部分资料进行一次检索，然后汇编出来。”
“这样的情报太旧了吧。”江山表示疑虑。
“说是旧，也不过是二三年的时间，明军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件事主要还是要靠广州站的情报。”身为所谓的“海军军事情报人员”的许可说，“明军要来进攻临高必然要渡海。广州站在广东的交通要隘都有眼线布置，只要有战船集中和军队调动，必然会有消息传来。我们在这里乱猜根本没用。”
所以眼线，就是起威镖局的各个分号外柜，他们每五天用信鸽向广州的总号汇报一次当地的见闻。这种情报虽然不甚及时，但是考虑到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非常慢，这样的速度也能接受。
“如果这样坐等广州站的情报和搜集点档案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我们这对外情报局就不用混了。”江山说，“我们得派人去广东！专门搜集一些军事情报。”
“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培训了外派情报人员，这次搜集广东明军的调动就是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应该让他们出去试试看。琼州其实不算什么，到了广东地界上才是真正的鱼入大海。培训的成效如何，就看这次了。”许可也对这个提议感兴趣，“如果要派人去，我愿意去。”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
“既然干了情报工作，这点风险还是应该有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情报人员做钻到大营里去拍照这样的危险事情，但是站着看的本事还是是应该有的吧。”
“既然只是站着看，何必要再派人去呢。广州站在很多地方都有眼线。我们再派人就是多此一举。”王鼎反对，“广东的情报工作就应该是广州站去做。如果郭站长表示人手不够或者有其他困难，我们可以派人到广州站去协助，但是绝对不能另外派人去，这不但浪费人力资源也有违工作程序。”
王鼎继续说：“情报工作关键还是在分析上。我们与其只是提供一堆零碎的细节资料，不如把精力放在对现有资料的分析整理上。提交一份翔实可靠的报告上去。”
江山想王鼎这家伙自从当了分析处的处长，一天到晚高唱“分析万能”，明显有自抬身价的意思在内。
但是他的话不大好辩驳，这时候李炎也来附和他的观点了。
“没错，我也建议把力量放在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判断和分析上。至于缺少什么资料，直接电告广州站让他们搜集就是――这可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这就要看广州站还能存活多久了。郭逸他们的出境不佳。”江山想起了最近广州站连着发来的好几封电报，包括各方面都把贪婪之手伸向广州站。现在的虽然局势不明，但是战火一起，广州站的各家产业能否幸存有很大的未知数。
“司凯德那里已经在讨论广州－雷州站的处境问题了，”李炎说，“虽然严格算起来这是殖民贸易部的事情，但是我们情报局对此也有义务保护驻外站。”
“我的意见非常简单，保人不保财。”江山说，“只要把人安全的接出来就可以。钱财是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反正以后能够百倍索回的。”
李炎说：“如果可能还是应该尽量保存财产的。我认为适当的搞‘曲线救国’的权宜做法，比如投献给当地权绅不是不可以考虑。这样起码能够使得产业能够可持续的经营下去，反正以后要收回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人员安全的范围应该广一些。”江山认为广州站里刚刚完成大规模的换血和审查工作，许多人员是从临高调派去得工作人员，损失掉是很可惜的。至于当地雇用的工匠、仆役乃是管理人员也应该尽量保护他们――即使不能一起撤回临高，也要使用手段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样会大大提高土著人员对我们的信赖。知道危难的时候我们不会一走了之。”
“还有雷州站。雷州那块地处偏僻，广州的这股邪风一时半会吹不到他们那里，不过也不可不防。”
“要我说，广州可以撤，雷州绝不可撤。”王鼎很坚决的敲了下桌子，“雷州一撤，糖业公司这一摊就完蛋了。”
广州是单纯的流通商业领域，除了蒸馏白酒的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