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亮是黄埔第六期生，是贵州贵（阳）毕（节）师管区补充兵第一团上校团长。可能有同志闹不清楚什么叫师管区，所谓的师管区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刮府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之后的产物。当时刮府的军政部设立了兵役司（1939年改为兵役署，1944年再改为兵役部）负责全国的征兵事宜。
而兵役司则在全国各省划分征兵的区域，也就是师管区，其作用类似于t共建国后的军分区。主要的职能是负担后备军组织和动员，区别是规定每个师管区配属给一个军，即该师管区作为这个军的补充兵员固定区域。其实这个搞法很类似日本的“乡土部队”，说白了就是盗版日本的办法。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赵明亮呢？原因很简单，当时这位补充兵上校团长带着两千多抓来的补充兵（也就是壮丁）送到一线去补充损失，一路走到怒江前线的时候，还剩多少人呢——1300余人，这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几乎损耗了壮丁的35，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的！
按照赵明亮的回忆，毕节当是贵州的大县，人口有五六十万，按照通常比例，符合兵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6万。可是到了1944年，毕节县服役人口有多少呢？五万余！也就是说毕节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征兵的阀值。按照道理说应该修养生息了，可当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赵明亮说，当时上峰军管区和师管区给毕节下达的壮丁指标是每个月1千人，完不成任务就要遭受处罚。怎么办呢？就只好随便乱抓人了！
当时在毕节只要看到青壮年就拖进兵营，把什么“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等规矩全部丢到了九霄云外，只要够条件的绳子一捆就拉走。一开始还仅仅是欺负乡下人，只抓泥腿子，到后来连城镇居民也难逃厄运，征兵官直接冲进商铺抓店伙计，或者跑到工厂里抓工人，反正只要是个人就抓。
为了躲避兵役，当时不少青年男子把自己的胳膊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贵（阳）毕（节）师管区冲进一家工厂抓壮丁，结果被工人们知道了，然后工人们把征兵官放进工厂后将大门关死，就在厂房里跟征兵官打了起来。结果工人被当场打死四十余人，接着又判了十几个工人死刑，最后征到了8个壮丁。
好家伙，你算算看，为了这八个人掉了多少个脑袋，而这样抓的壮丁能认同刮民党的军队？
可能又有刮粉要说了，抗战光荣，这些壮丁不愿意为国效力就是该死，就该杀！事实又真是这样的吗？当年的劳苦大众没有那么不堪，他们虽然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是保家卫国的勇气还是有的，至少是具备最基本的爱国情操。
而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抗战，八路军、新四军不用抓壮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发展壮大，广大农村青年还踊跃参军。而到了老蒋那里则完全掉了一个个呢？真正让他们对参军畏之如蛇蝎的，还是刮军那糟糕的风气。
根据赵明亮回忆：新兵进了教导队，那就等同于是进入了虎口，刮军的那些魔鬼教官的理论是：“新兵都是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不知道军法的厉害，就会像在家的时候一样，吊儿郎当，那还怎么能让他们养成服从命令的好习惯呢？而且在教导队对他们太‘松’，日后进了部队，遇到严厉的长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手上有了武器，一旦心怀不满，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常言道：慈不掌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都刻了‘死’字，自然是棍棒底下出好兵了。”
按照这一套理论，刮军的新兵营几乎天天死人。那些训练中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用鞭子抽用军棍打，严重的则直接被拖到操场边上，砰的一枪就毙掉了，然后随便用草席一卷连埋都不埋就丢到荒野之中不闻不问了。
这还是刚开始，随着训练深入死人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比如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些新兵腰里别了杆枪就生出打猫的心思，在靶场周围架起了机枪严加防范，反正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你想想这些新兵本来在前一段就被整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今再一看到这幅架势能不紧张？
而这人啦，一旦紧张就容易出错，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自然是事故频发。比如正在上子弹，一紧张一哆嗦手一抖，就把排在前头的兄弟打死打伤。这样一来新兵们自然都不敢站在前头，生怕一不留神就当了冤死鬼。
而教官是怎么做的，什么好言安慰做思想工作那是全没有，上去就是棍棒交加拳打脚踢的一通猛揍，边打还边骂：“怕很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一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
之后呢？将被打死的倒霉鬼拖出去，然后继续训练。这样的高压状态下，恐怕错误只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不是失手打死别人就是莫名其妙的自杀。
等九死一生好容易从新兵营里混出来了，这也不意味着今后就一帆风顺了。刮民党军或者说整个旧军队那就是吃人的所在，普通士兵一点儿人权都没有。你不光要训练要打仗还要照顾好长官的衣食起居，给长官洗脚、给长官洗衣、给长官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