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尤马舍夫组织军乐队，在机场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安排人手郑重其事地抬装有美军飞行员遗体的棺材，上了停在跑道上的一架运输机。
等运输机、华伦的战机和两架护航的海军战机起飞后，尤马舍夫才陪同我们来到了停在附近的另外一架运输机。他歉意地对赫鲁廖夫说：“部长同志，很抱歉，虽然我也想给您准备更好的飞机，可是我们的条件有限，这已经是我能为您提供的最好飞机。”
赫鲁廖夫冲自己的老朋友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亲爱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用讲这些虚礼，有这样的飞机坐，已经很不错了。放心吧，我回去后就会向最高统帅部报告，给予你们足够的补充。”
等关上舱门，我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高声地问坐在我对面的赫鲁廖夫：“部长同志，我们今天能赶回莫斯科吗？”
赫鲁廖夫听到我的这个问题，有点意外地说：“这怎么可能，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莫斯科九千多公里，就算最快的飞机，一天之内也飞不到。况且我们乘坐的这架c—46运输机，虽然是由商用高空客机设计转变而来的，但每小时的时速也不超过三百公里，每两千公里左右，就加一次由，也就是说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前，仅仅因为补充油料就至少要降落四次。我们大概半夜能到叶卡捷琳堡，在那里休息一晚，明天清早再赶往莫斯科，大概下午就能到达目的地。”
听说要坐将近三十个小时的飞机，我的头都大了。但是没有办法，上级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莫斯科，路上就得一刻不停地赶回去。昨天如果不是专机遇袭，想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了一晚，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飞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起飞，向西飞去。沿途降落了两次。都是在军用机场里补充燃料。除了经过赫鲁廖夫的同意，可以下飞机走走，活动活动筋骨，是禁止随便行动的。
第三次降落时。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欧亚交界线的叶卡捷琳堡，此时已是凌晨两点。赫鲁廖夫和迎上来的机场负责人打过招呼，让他们检查飞机和加油后，又转过身对我们一帮人说：“飞行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大家都累了。你们还可以睡四个小时。飞机将在清晨六点再次起飞。”
他的话一说完，立即有机场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带着我们的随员去附近的建筑物里休息。我正在犹豫是否也跟着工作人员走的时候，却被赫鲁廖夫叫住了：“奥夏宁娜同志，你用不着去和他们挤，机场的负责人给我们留了两个房间，”
说着，他朝站在旁边的一个地勤人员喊道：“喂，下士同志，请过来一下。”
随着他的喊声。站在不远的地勤人员跑过来，有些拘谨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赫鲁廖夫向我一指，吩咐他说：“下士，你送这位将军到指挥员为我们安排的房间去吧。”
下士扭头看了我一眼后，点了点头，随后向我做了个请的姿势，同时说道：“请吧，将军同志，请跟我来，我带您到住的地方去。”
我住的地方。是在远离跑道的一排木房子里。在走向那排房子前，我望着跑道附近的木房子，好奇地问他：“下士同志，我们一起来的同志。都安排在靠近跑道的房子里，为什么我住的地方，却在别的地方啊？”
“是这样的，将军同志。”下士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跑道附近是飞行员和机械师住的，而您即将前去的地方，是指挥员们住的地方。环境要好得多，虽然没有暖气，但屋子里烧的有壁炉，晚上睡觉不会太冷。”
听下士这么一说，我对机场负责人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虽然我们待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他却考虑得很周到，让我对刚刚在飞机旁边连面目都没看清的指挥员平添了几分好感。
第二天一早，睡在我隔壁房间的赫鲁廖夫便来敲门，催促我起床去乘坐飞机。洗漱完毕，和赫鲁廖夫一起朝停在跑道上的飞机走去时，我忍不住提起了这个机场的负责人，赫鲁廖夫也赞同地说：“你说得不错，这位指挥员考虑问题很全面，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他负责更重要的方面。”
我们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七个多小时，终于降落在莫斯科的一个军用机场。我和赫鲁廖夫刚刚走下舷梯，立即就有一名穿着中校制服的军官走了过来，抬手向赫鲁廖夫敬礼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后勤部长同志，斯大林在等您，请跟我来吧。”
说完，他朝远处招了招手，一辆黑色的轿车就驶到我们的旁边缓缓停下。他拉开车门，请赫鲁廖夫上了车，一转身见我还站在原地没动，连忙招呼我：“奥夏宁娜将军，您怎么还不上车啊？”
“可是，后勤部长同志是要去见斯大林同志，我跟着去不合适吧？”听到中校的问题，我有些慌乱地回答说：“我还是另外找一辆车回去。”
“斯大林同志希望在见到部道：“您请上车吧，我们还要尽快赶回克里姆林宫呢。”
等我们乘车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随着中校一起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外面。中校将我们交给了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后，转身离开。波斯克列贝舍夫从自己的桌边站起身，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后，让我们将军大衣脱下挂在衣帽架上，然后他就转身走到了通往里间的房门前，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并随手关上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