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讲完的，怎样沿着过道走到自己遥远的最后一排上来的。直等到已经坐在自己的应位上，我才神志清醒过来，有些机械地和左右座位上伸手过来的那些军官们一一握手。
讲台上，已经站着另外一个发言人，看军衔又是个上将，应该是在某个方面军身居要职的将军，但我没有听懂他说的内容，说真的，他嘴里所说的一切，在我听来都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外语单词，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对刚才所经过的一切的回忆之中，还没有感觉到那种过了几分钟之后才感觉到的极大的轻松之感。
我坐在位子上，逐渐地回想起自己后来所说的内容。我首先就“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提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德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的后勤补给线就拉得越长，为了预防我方游击队无休止的骚扰，确保弹药补给能送到前线、伤员能安全返回后方，他们势必要从前线的进攻部队里抽调兵力去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这样一来他们在前方的兵力就减少了，进攻势头也随之减弱。等进攻部队到达莫斯科城下时，已经没有再发动强大的攻势的力量啦。
接着我又重点提了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提议把被打散的部队改编成游击队，就地开展遍地开花的不易引人注目的小部队的游击战，牵制了德军，配合我军的正面战场作战，攻击德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让敌人顾此失彼防不胜防，今天伏击一支运输队，明天打掉一支巡逻队，让敌人没有一日的安宁，惶惶不可终日，积小胜为大胜，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把正在回忆的我惊醒过来，往台上一看，发现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讲台前，正在对今天的会议进行一个总结。我无法听懂他说了些什么，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刚才在台上背诵的这一段把在场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的历史结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俄语的理解能力，传入我耳中的只是一连串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语句而已。
会议一结束，离门最近的我率先出了大门，跑进衣帽间取衣服。没等我把号牌掏出来，女中士就已经把我的军大衣取了下来。她把衣服递道：“您真是了不起，居然有勇气上台去讲话，甚至连斯大林同志都和你讲了话……”没等她说完，一大群军官涌了过来，我趁机抱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这里。
虽然外面的气温很低，但我才从温暖的大厅里出来，似乎感不到寒冷，只是把大衣抱在怀里，穿过广场往克里姆林宫出口的警备室走去。
警备室门口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型号的手枪，为我们保管枪支的那名中尉就坐在桌边，身披还站着十余个卫兵。我走到桌前，掏出取枪的凭证，交给了中尉。他接过去看了看，然后从桌上的枪支中快速地找出了属于我的那支。
我接过手枪放进了枪套，并扣好了枪套扣，然后拿出那张临时通行证，问中尉：“那么，这种临时通行证怎么办？还给您吗？”
“不用，临时通行证的有效期只有一天，明天就自动作废了。您扔掉也行，留下来做个纪念也行。”
“丽达。”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乔洛霍夫少将和科罗廖夫他们正朝我走过来，叫我的是科罗廖夫。他一边办理领枪的手续，一边高兴地说：“你今天在台上的表现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你看问题居然那么透彻。这次，算是让我们列宁格勒方面军大出了一次风头，呵呵。”
周围其他方面军的军官们在领完武器后，也纷纷过来和我打招呼，握个手然后说上几句。正当我在应接不暇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谁是奥夏宁娜中尉啊？”
周围一下安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问话的是名穿着崭新军大衣的上校，他身后还跟着两名胸前挂着冲锋枪的战士，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我走过来。
“你们找奥夏宁娜中尉有什么事情吗？”我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乔洛霍夫少将突然开口问道：“你们是谁？”
“中央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别济科夫上校。”那位上校干巴巴地回答说：“奉上级的命令，让奥夏宁娜中尉跟我们走一趟。”
也许是前几年的大清洗把大家吓坏了，听上校这么一说，少将马上闭上了嘴，周围的人，包括那些佩戴着中将，乃至上将军衔的人也噤若寒蝉一声不吭，只有科罗廖夫面露忧色，用焦急地目光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别济科夫对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然后自己率先向警备室走去，我把军大衣搭在右手的手臂上跟了上去，两名挎枪的战士紧跟在我的后面。边走我还边在盘算，不知道上级会怎样对付我，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挖煤，还是直接拖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枪毙？我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几句真话，犯得着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我吗？不过我不是傻子，我不会束手待毙，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这么想着，我的手在军大衣的遮挡掩护下，偷偷地解开了枪套扣，抓住了冰冷的枪柄，以确保随时可以拔枪射击。
别济科夫一言不发地在前面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着，我看着他肩膀上的军衔，心想：这警卫团的级别可真高啊，营长都是上校，那团长起码就是个将军了。待会如果发现情形不对，我先回身把身后两个战士打倒，再向别济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