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夷念完就坐下了，在座诸人有些高兴，有些哀愁，杨锐对此再道：“这还是只是报纸上登了的，沪上的报纸不可能深入各州各县，实际上发生的民乱一定是数倍于此。这些民乱，有些是因为灾荒，但更多的是因为捐税，各地公办的小学堂频频被捣毁，就是因为县里面要收学堂捐，还有巡警局也不被待见，因为要收巡警捐。至于其他的捐税就更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下面收捐的人基本都是贪赃枉法，收来的捐税最少有一半是中饱私囊的。而现在，随着开国会，更多的新政会被提出来，其他不说，就是六个镇的满蒙新军，光筹建费用就要一千两百万之巨，以后更要每年一千两百万的年饷，这就不得不让满清又要加捐。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在报纸上能看到的民乱必定要增加数倍，我相信，不管是合法斗争的农会也好，还是‘不合法’的根据地也好，都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培养几万甚至十数万农会干部，然后让这些人去领导农民运动，尽量让整个运动处于可控的转态，而不会变成义和团或者洪杨之乱。”
“农民会响应，那剩下的就是官府会不会禁止了。就目前看来，兴农为本，经商为未，满清对助农兴农之事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支持。届时派出去的干部可以先找县令，表明自己要兴农会、改良农技，以增产增收，我相信没有那个县令会不同意；而后等农会建立，继而熟悉当地之后，那么就可以开始鼓动农民抗捐斗官，再后面就可以减租减息了。我拟定的时间表里：今年要做的，第一是在会内做全体会员的思想工作，让会员赞同新的革命策略；第二，讲习所的课程。特别是对于基层农民的课程要编制完毕，要农民易学易懂，包教包会。明年，也就是07年。沪上的讲习所培养出来的一千余名干部，开始陆续到各地建立农会；08年，这些成立的农会，一边熟悉农村，一边在当地培训干部，这期间可以通过帮农民说话、或者帮农民增产，获得他们的信任；09年，完全熟悉当地和取得农民信任的农会，可以开展抗捐斗官行动，但是要注意策略。要让满清认为这是百姓的抗议，而不是造反；10年，抗捐斗官的同时，可以开始减租减息的斗争；11年，起义。”
“为什么要等到11年。10年不行吗？”章太炎问道。农会计划的可行性大家都知道，官府支持，农民响应，完全是顺风顺水的事情，只不过看到杨锐把计划订到11年，诸人很是不解。
“这个还是问自勋吧，他最清楚了。”杨锐话说的累了。正好把解释的事交给了虞自勋，日本那边的情报还是他在负责。
虞自勋没想到杨锐会把问题踢给自己，再想到之前他给自己的密电之后，他便道：“竟成把举事定到11年主要考虑的是日本吧。现在日本的政局是立宪政友会轮流执政，之前因为和美国哈里曼签订了南满铁路收购草案，总理大臣桂太郎用辞职下台。使得美国人无法得逞，而西园寺公望由此上台。按照乱流执政的意思，他估计在明后年就会下台，然后桂太郎再上台，然后再两三年。桂太郎下台，西园寺再上台，由此推算，11年12年的时候，就是西园寺上台的时候。
桂太郎此人是长洲藩出身，陆军起家，是山县有朋的得意弟子，他的对外政策向来都是强硬的，1874年出兵台湾，他曾深入中国各地探查军情，甲午之战，他是急先锋，日俄战争，他是主战派；而西园寺公望，他本就是文官出身，更在后来留法十年，是伊藤博文的亲信，骨子里稍微斯文一些，外交上坚持国际协调注意。如果中国发生政变，那么桂太郎和西园寺两人的反应会有些不同……”
“是，就是这个意思。”喝完茶的杨锐又把话题接了过去，“日本虽然会从东北撤军，但是他有一个师团的部队已经直接用铁道守备队的名义，驻守在辽阳，而在大连，也就是关东州，还有一个师团，朝鲜也有不少部队。举事之后，即使我们获得英国支持，碰上不会谈判直接硬上的桂太郎，那东北也是很危险的，毕竟那里是满人的老家，我们北伐过去，日本人只要手中有一个贝子贝勒，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满洲国，如果他再拉着俄国一起，让蒙古也建国，到时候一个满洲国，一个蒙古国我们就难办了。只有等到西园寺上台，举事之后我们先和他谈判，谈判总要时间，一个月内，不，半个月内，东北就一定要控制在手，之后事情就好办了。”
杨锐所言，战略是美好且可行的，战术，特别是根据地要执行的杀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却是残忍的，不过，这是唯一可以使根据地存在的办法。四个委员有所分别，章太炎和钟观光赞同杨锐的做法，认为这是革命不得已之办法，但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少死人，同时要依法审批；而徐华峰和虞自勋，一个从道德的角度认为妄杀不好，一个则是从西方的私有权不可侵犯出发，认为这样做恐怕会被国人指责，毕竟，现在杀的是有罪的地主，等到革命炽热的时候，就会到‘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疯狂地步，到时候便是普通田主也会杀掉。
虞自勋从03年出洋而后投身革命开始，便不再仅关心化学，也开始慢慢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特别是到了美国之后，在纽约的纽约市大学的法学院进修法学课程，
徐华峰的反驳还好，杨锐可以把他斥之为妇人之仁，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