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蔚南是个文人，却又是个商人，既有想革命的意愿，又有想妥协的意愿，和其他人不同。他对于革命还是比较支持的。只是庚子年的时候，孙汶得日本人支持，发动惠州起义，儿子年轻。热血激荡之下就跟着去了，可最后起义失败，儿子尸骨无存，程蔚南从此对革命便心灰意冷了，直到程莐把杨锐给领回了家，算又是入了伙。
杨锐到客厅的时候，大伙茶都喝得差不多了，此时见他进来，程蔚南站起身对着他道：“这几位叔伯都是檀香山的大佬，以后你在这里有事。都可以找他们帮忙。”这一次来檀香山，一些客套的规矩还是学习过的，在程蔚南的介绍下，杨锐急忙向诸人见礼，而程蔚南也向他一一引见在坐的列位。一番客套之后，他才在下首坐下。
在杨锐进客厅之前，程蔚南已经向诸位同乡坦承杨锐就是复兴会的革命党，革命二字在大家看来就是作反，知道这些人不是玩命的就是要钱的，诸人听后心中有些忌惮。程蔚南早知大家所想，之所以要说女婿是革命党。无非是向大家交个底，好获得支持而已。
复兴会在国内再威风，但对于华侨而言，还不是自己人。昔日保皇党得其相助，是因为他们举着光绪的大旗，又是出名的爱国士人。同时康梁还都是广东人士，所以吃得开；而孙汶，虽然也是广东人，但他不要说举人，连个秀才都不是。之乎者也的讲演和梁启超相比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更不要说他是个‘作反’的，所以大家都对他进而远之，最后还是洪门的黄三德想了办法，让孙汶入了洪门，而后再陪着他在美国游埠讲演，以取得华人下层人士的支持，这才算是有了些影响力。而杨锐，一不是广东人，二不是科举出身，讲演都是白话——这在当时基本归结为目不识丁的文盲，比孙汶的基础更差。
海外华侨对复兴会重要吗？就复兴会而言，在革命前并不是很重要，革命后则有重要的地方，也有麻烦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在于海外华侨的资金量不小，按照关东银行国际金融科的统计，每年有一亿多两的侨汇从南洋、美洲等地流向中国，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贸易逆差的损失，但是没有侨汇，那中国的国际收支将会更加糟糕，可以说华侨相比国内，普遍更为富裕，日后国内兴业置产，华侨的作用巨大；而麻烦在于，华侨都在国外，一受欺凌那么政府就要护侨，就清末的家底，吓吓墨西哥还差不多，要是和欧美殖民者硬顶，国内政治上虽有所得，但是国外政治以及经济上则要大受损失。
不说复兴会，就杨锐个人而言，不管革命前后，海外华侨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现在他在复兴会虽有嫡系，但其实是威望有余，根底不足。虽有政治部洗脑，但是同乡、派系这个几千年的观念还是影响甚大，北洋有小站派、孙汶有两广系、常某有黄埔系和浙江系，再后面……同样如此。细看历史便会发现，清末之后的中国政局就是在满清遗留的北洋以及南方广东、浙江、湖南四者身上转圈。广东起于华侨，开风气之先，浙江除了本身的人文底蕴，还得益于沪上的繁荣，而湖南，除明末清初王夫之、各处的书院之外，就全靠曾国藩了。
杨锐的弱项在于他不是广东人，不是浙江人，不是湖南人，复兴会里浙江人完全占优，他位置要想稳定，势必要平衡，而平衡的办法光靠杨锐的同乡，完全撑不起大梁，不是人不优秀，比如张承樾、徐敬熙、文永誉都不错，但跟粤浙湘这三省比，基数根本不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以广东女婿的身份，把广东人拉进来。到时候广东、浙江、以及其他杂系三分大权，如此位置才能稳固，到时候政坛虽会是一片海草味，但是这也是逼不得已。
这个主意不是杨锐想的，而是谢缵泰言语隐晦的在一份长信上提到的，以杨锐的判断，他这既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也有为杨锐考虑的意思，不过不管谢缵泰怎么想，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去实行的。
杨锐在客厅的下首坐下之后，在座诸人都打量着杨锐，弄得他只好谦笑道，“各位叔伯，此来不是要拉大家一起革命，更不是要让大家捐钱。只是想着和大家一起置业兴学，除此无他。”
见杨锐把事情做的这么轻松，在座诸人都是失笑，何宽道：“竟成也是华侨。还是客家人？”
“是，幼年随父母到了美国，但后面他们都故去了，之后便是我一个人流浪美洲大陆。”杨锐说起身世，面有戚色，在座诸人都是过来人，知道卖猪仔的苦楚，表情上不为所动，但心里倒也软了一下。
何宽对此也是长叹，道：“华侨飘洋过海。生活不易，先有孙逸仙畅言作反，后有康有为、梁启超鼓吹保皇，这两拨人，我们钱是捐了不少。但是一个是痴人说梦，无法成事，另一个则是甜言蜜语，过桥抽板，根本就是忘恩负义。复兴会在国内素有影响，但我们若是支持你，又怎知你不会是下一个康梁？”
杨锐见这形势。应该是程蔚南在之前把要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所以言辞才会如此直接，面对何宽的质问，他完全忘却程蔚南的交代，反问道：“那请问各位叔伯，华侨们要想改变现状。除了支持复兴会还能支持谁，靠洪门那些山堂么？还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