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超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发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掉的……百姓真是太穷了。要从这些人手里收税。国税局的税务员很多上班一日就辞职，有些会员更直接百姓太苦，去收税实在于心不忍。杨锐无奈之下只有写了一份公开信。告诫诸人如果不收税，那一定还有有马关之耻、辛丑之痛，到时候赔款就不是两亿、四亿五了，而是要赔十亿甚至是二十亿。
“华封先生，百姓扣牙缝的钱都被我们拿来建国有企业，要是往后那个王八蛋要搞什么国企私有化，或是中饱私囊，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杨锐想着后世种种，牙齿不由咬的咯咯直响，杀气腾腾。平心而论，他是一个愤青，而之所以愤，便是因为见不得不平之事，革命种种虽然让他心性扭曲，但希期望万事公平还是他的本性。
徐华封和杨锐的对话旁人大多没有听见，但这句‘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因为说的响亮，其他诸人闻声都是吓了一跳，总理身着文官官袍，虽然高大但却和蔼，可千万别忘了，他可是杀人造反开国的，杀心不减。
其他人心都是悬的，徐华封却没有感觉，他道：“那要是像以前轮船招商局那般怎么办”
“喏，”杨锐瞥向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培养职业经理人，给这些人发股票。西洋有些公司也不是股东亲自管理，把公司交给专业的人管，也能发展壮大。他们创造的那一部分利润，切一片给他们，那这些人就有积极性了；再有就是国企里采取聘用制，真要是铁饭碗端到死，那就分不清是养老院还是商业公司了。”
大中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先进性之说，这就让杨锐可以放手压榨工人，徐华封不明白后世铁饭碗之弊，他只认为前者有效，捻胡子的同时，开始注意起姜立夫这个年轻人来。
在省长孙松龄的安排下，杨锐是先参观电解铝厂，再是铝合金厂，再是发动机厂。工厂产区很大，光是巨大的电解车间就转悠了半个多小时。电解车间走廊宽阔，走在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