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大连汽车的年产量接近三十万辆。”凯特琳反问道，大连汽车的年生产辆他是知道的。
“那是总产量，先生。即使生产数量最多的大众，产量也不超过十万辆。”凯特琳强调道，“其他车型的产量一般在一万辆到五万辆之间，这就是中国车没办法提供现货的原因。顾客必须先交付定金，然后想等待圣诞礼物礼物一样等待经销商的电话。
先生，基于这个结果，我认为中国汽车对我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们只是小批量汽车生产商，所占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因为一旦扩大产量，就必须增加生产线，从而丧失了原来的小产量优势。不过如果可能话。我们最好能把这家公司买下来……”
凯特琳说着说着自己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既然中国人的优势是能混线生产而产量不足，那为何不多布置几条小型生产线？这些小型生产线产量累加后完全能媲美通用和福特，所以他最后提出收购大连汽车的建议——只要把大连汽车买下来，那一切都是通用的了，包括眼前这种奇特的生产技术。
“这是不可能的。”并未察觉凯特琳漏洞的海斯克尔对此反对，“大连汽车的财务状况很好，股东们是不可能同意出售的，即使同意出售，开的价格也会非常高；而我们的经济形势很糟糕，董事会也不会同意我们收购他国汽车公司。虽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海斯克尔说出收购不可行的理由后，开始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作为财务执行官最关心的问题：“阿尔弗雷德，为什么中国产的汽车保险费要比我们少三分之一，从这里能找出答案吗？”
“我想……”凯特琳没想到海斯克尔的问题是这个，微微一愣便心领神会——自前年马赛诸塞州实施汽车强制保险法开始，越来越多的州施行汽车强制保险。这种趋势明显对中国汽车有利，因为他们故障率是所有汽车中最低的，而对驾驶者的保护措施：三角安全带、安全气囊、防抱死系统等专利都在中国人手上，任何汽车公司要想使用都要缴纳专利费。
以保险费用而言，美国汽车的统一保险费每年为一百二十五美元[ 注140]。但中国汽车因为质量优异、对驾驶者施行严密保护，保险公司开出的保险费每年仅需八十三美元，以每辆汽车使用十年计算，这等于节省了四百二十美元。几乎是一辆雪佛兰的价格。
多样、可靠、安全、使用费用低廉，这些都是中国汽车的优势。身处大连汽车的总装车间，海斯克尔不断在寻找为何中国人能把汽车造那么完美。
凯特琳‘我想’之后便停顿了，他花好半天才整理出一些头绪，他道：“先生，我想只能是中国工人在相对更高的薪水下有更强的责任心所致。”他指着生产线上正在给汽车安装车内电线的汽车工人道，“看，每一根电线上都吊着一个牌子，我问过了，那上面写着每个工人的名字和一些特别的号码，一旦发生故障，而故障又被发现是他们装配不当所致，那么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我在邮轮上听其他一些先生说中国的法律非常野蛮，他们喜欢把人的脑袋砍下来，或者把他们全身的肉一片一片削下来，还有一种规定就是如果一人犯罪，整个家庭都会受到牵连……”
“哦，我的上帝，仁慈的主！”海斯克尔禁不住在胸前划起了十字架。他现在对生产线上的工人充满了怜悯，要不是每个人工人都在忙碌且人数众多，他很可能会掏出一些钱施舍给他们，毕竟他们的薪水只有美国工人的三十分之一还不到，同时要接受各种酷刑。
海斯克尔划起了十字，其他代表在凯特琳的解释下也划起十字时，根本不知道这种说法日后成了中国货之所以质量优异的唯一解释。
总装车间、零配件生产车间，以及最后相比于美国汽车工厂来说十分狭小的成品库，整个参观给了代表团三个印象，第一：汽车混线生产是在生产效低情况下才勉强做到的；第二，汽车性能优异是因为中国政府野蛮的法律和严密的追责体系；第三，因为第一点，中国汽车并不会给美国汽车带来致命的威胁，在美国汽车市场，他们的份额不到百分之十，且无意扩大也（碍于混线生产的低效）无法扩大。
杨锐在多年以后看到这个报告有些哭笑不得。特别是第二点，这让他想到了后世的茶叶蛋。灯塔国政府和灯塔国的卫星国政府总是一副神父或牧师的德行看待他国人民，认为如果我不拯救那些人民，他们就会全部下地狱。这些人带着美国西部牛仔的秉性。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一场正义秀，同时直线式的逻辑思维让他们看不到问题的全体，总认为冰山只在海面之上，海面下空空荡荡，最终结果就是害己害人。
换而言之。他们的正义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一场以自己为中心的表演秀，根本不顾他人、特别是被帮助者的实际感受。同时，随着文明的没落，和平、民主、人权以及以自我表现为中心但并无多大意义的美式正义的泛滥，使得全世界都被他们拖着一起走向毁灭。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繁荣的，他们不约而同向世人勾画描绘出一个等待戈多或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