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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回忆之河溯流而上，在靠近源头的那些地方。我总能看到三婶家的豆芽老弟拖着一条细细的瘸腿，跟在我的身后，扭啊扭啊地走着。那时候，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成人之后，通过和别人交流，我知道了大多数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都曾有过追随者，也曾当过别人的追随者。就像我，我追随着我的大哥或者二婶家的二哥，站在岸上看他们在发了大水的白龙河里游泳，在草丛里拣他们扎猛子摸上来的活蹦乱跳的鱼。和他们一起钻进小南山的桃园里用弹弓打刚出窝的小麻雀。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他们总是干一些在我的眼里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情不自禁地领着豆芽模仿他们。而豆芽，则是我的追随者，拿今天款爷的话说，他是我的跟班。我并不付钱给豆芽，当然，也不需要他为我做些什么。可他，只要有可能，就紧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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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之前豆芽怎么当我的跟班，我记不大清楚了，留在记忆里的似乎只有一次，他追随着我做了一件让他成了叛徒的事情。记忆中，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我的母亲已经开始用针线和剪刀将哥哥的花裤衩改成我的短裤了。母亲对我说，住不了几天，你也要上学了。我对上学没有兴趣，我知道上了学以后，不过是和一块四边用木头框起来的石是奶奶坐在纺花车旁用几块碎布给我的带子就像奶奶的包脚布一样长。那块石板是前几天母亲去城里开妇女干部会时给我买的。小小的我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宁愿用满肚子的墨水和满脑子的道德戒律换取自由。是的，自由，身心的自由。母亲掂着那块新石板说，这是你的，还有柜子里你奶奶刚。至于石笔，母亲说，你用你哥哥以前剩下的那些就足够了。母亲还说，你的大名已经找对门的三叔起好了。于是，我从母亲的嘴里第一次听到了那个伴随了我半生的名字。我当时对我的新名字没有一点儿兴趣，我只是明白了上学以后，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我问我的母亲，三婶家的豆芽叫什么名字呢？母亲摇摇头，说，住几天上了学，你就知道了。我却等不及，我要问问豆芽去。我蹦出家门，几步就窜到了三婶家。
我和豆芽走在大街上，一会儿，后面就跟上了另外的三个孩子。他们并不是愿意和我一起玩，他们知道我最爱揍人，在一般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躲避着我。可是那天，鬼使神差，他们学着豆芽一扭一扭的走法，跟在我的后面，我们一起去完成了那件事。天已经有些热了。我知道，小孩子一般对春天和秋天不甚注意，只有夏天和冬天才可能在他们的心里留下记忆的碎片。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末的日子。我们一起脱下了衣裤。暖融融的太阳包裹着我们光溜溜的小身子。我们手里拿着我们的衣裤，我们走出村子，我们走进小南山上的一片麦地。刚刚打苞的小麦，在阳光下呈现出连绵不绝的老绿色。我带领着我的队伍，在老绿色里冲锋陷阵。麦子呻吟着，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一片片倒下。后来，我们又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拔麦子。我们拔得忘记了天地中的一切。我们的一双双小手全是血泡。我们的身上粘满了麦子绿色的血。突然的，一个孩子大叫一声，快跑啊。老叫驴来了。老叫驴是我们村的大队长。为偷生产队的花生和地瓜吃。我们的屁股没少挨他的巴掌。我迅速地跳下地堰，顺着一条小沟撒开了脚丫子。大概是在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吧，我母亲和另外几个大人被老叫驴留在了饲养室。接着的事情便很简单了，我们五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父母痛打了一顿。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张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声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泪，母亲才放下了手中的门闩。在大人的谈论中，我知道了豆芽瘸着一条腿，没能跑过老叫驴的罗圈腿。豆芽把我们四个全供了出来。我后来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对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说，王连举啊，你这个叛徒！我用手摆出一个枪形，对着豆芽叭叭叫两声。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当然，叛徒都没有好下场，豆芽因为这件事，第一次挨了三叔的揍。三婶没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样把豆芽搂在怀里，三婶和三叔一块儿动了手，打得豆芽一边叫妈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边拖着一条瘸腿满院子乱跑。我从没看见过豆芽挨揍。那曾经是我童年的一个无法破解的谜。直到我十几岁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婶不打豆芽。并不是可怜他瘸着一条腿。也是在大人的谈论中，我隐隐地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让快到口的百十斤小麦没有了。那是好几家人的口粮啊。我们张家洼村名里带着个洼字，可是我们村的洼地并不多，我们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