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旅居者。早期来山姆的华人，约有一半并没有留居下来。
1880年，华人离山姆的数字已超过入山姆的数字。
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本来就有在山姆赚了钱就回国的打算。部分是由于在山姆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
山姆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
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
而在当时。这两条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
华人的长相、衣着、饮食都不同。并遵循着对山姆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
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做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
山姆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将会降低山姆劳工的生活水平。
山姆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山姆。
白人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
1871年在洛杉矶。一伙白人歹徒一夜之间射杀绞死了20名左右的华人。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
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山姆的数量。
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山姆华人归化为山姆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做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
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
中国赴山姆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山姆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
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大多数在山姆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
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付不起回国恢复正常生活的盘缠。
来山姆的旅费尚可以待抵山姆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山姆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作为旅居者来山姆的许多人，就这样被永久地困在了山姆。
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山姆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山姆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自从实施严厉的移民限制以后，私运中国人来山姆成了一桩很大的买卖。一些人为了移民而偷渡来山姆，但也有许多是女人。
当时曾出现过一个成语，叫做“未必属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事情无望了。
举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归，工资却很低。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
华人开办的或按中国方式经营的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
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中国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和身处隔离区或篱笆墙之内的欧洲犹太人很相似。
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山姆机构。
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
在山姆，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政治舞台。
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山姆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中国某个省的同一地区。
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中国本土却已在瓦解。
山姆唐人街的首领，其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有门路借用武力。
当时山姆社会给华人提供的经济机会很少，社会机会更加谈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民间团体的华人老板要想清洗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或闹工潮的人，办法很简单。只要不给他们工作或信贷，就足以使他们走投无路。
华人内部组织可以决定何人可在何地工作，何人可在何处开办企业。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来筹集资金等等。
经济和社会压力有武力做后盾。存在于中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秘密社团或堂，也存在于山姆的各唐人街。
19世纪。秘密社团的杀手用斧头做武器去行凶，于是山姆英文里出现了“斧手”一词。
这个词现可指代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人。
但秘密社团的斧头，渐渐演变为左轮手枪和机关枪，这也可算是被山姆社会同化的一部分吧。
各个堂具有划定的妓院、赌博和吸鸦片的势力范围。
早期唐人街的大多数居民无家可归，身边也没有女人，所以赌女票和吸食鸦片在他们中间十分盛行。
各堂之间不时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
19世纪唐人街爆发的“堂战”尤其血腥。进入20世纪后，堂战仍不时打响。
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山姆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
犹如在中国一样。家族在山姆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
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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