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老向的讲述之后，吕昭也得出和我们同样的结论，这个枪手绝不简单！
吕昭说，枪手甚至更有可能并不是被动地潜伏在围墙外等待时机，而极有可能是主动制造出利于枪杀的时机。因为警方发现，死者被枪杀的时候，正在接一个电话。而警方追踪那个与之通话的电话后发现，那个电话是不记名手机卡，总共才使用过两次。首次使用是死者被枪杀的前六天，是星期天的晚上，第二次使用正是死者被枪杀的时间。而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查到那个手机卡的使用记录了。它消失了！
吕昭所说的这个情况，很可能说明枪手使用这张手机卡的目的，就是用它来引出死者，方便实施狙杀！任务完成了，手机卡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这么说来，枪手应该是通过电话将死者约到阳台上的，从而方便他实施枪杀的。”我说完，老向和吕昭都点了点头。
吕昭说：“这个可能性相当大。这两次通话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首次通话，是死者打给这个匿名电话，而且通话时间很短，才仅仅十几秒。第二次是这个匿名电话打给死者的，通话时间稍长，近一分钟。”
“通过手机卡销售点追查不到购买者吗？”
吕昭摇了摇头：“我们追查到了这张手机卡的销售网点，是公交站附近的一个报刊亭，那里没有监控也没有销售登记记录，没办法继续深入追查。”
“以后，取消不记名手机卡，实行实名制，是迟早的事啊。”老向若有所思。
老向的感慨不是毫无来由。通讯网络的日趋发达，通过手机制造犯罪的案例越来越多，不记名手机卡屡屡成为阻碍警方侦破案件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了非法分子经常利用的反侦察工具。
死者的身份却依然是个迷。
晏明妈妈告诉警方，七年前的春节，晏明将死者带回了家，晏明告诉她，死者是他在广东打工的工友。她只记得晏明称呼死者为海哥，她至今不知道死者的全名，只跟着儿子晏明叫他阿海。春节过后，晏明和阿海又出去打工了，不过，晏明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很清楚地记得，晏明走的那天是在晚上，说是要赶到省城坐火车。他们出门没多久，也就半个多小时，阿海又回来了，说是晏明要他回来拿户口本的。她问阿海拿户口本做什么，阿海说，晏明这次要被公司派出国做一段时间，好像是非洲什么国家，所以需要户口本办什么照。她听说晏明要出国，就不同意，但阿海说，出国做事比国内赚得多，而且很快就回来了，也就一年左右。晏明就是担心妈妈不让他走，所以才让阿海帮他回来取户口本的。最后，她同意了，把户口本给了阿海。在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晏明了。
“晏明妈妈这么久没见过晏明，难道不奇怪吗？”我问。
“她妈妈说，那个阿海每隔几个月都会到她那里去一次，给她一些钱，说是晏明托他转交的。阿海跟她妈妈说，晏明在国外过得很好，赚的钱也比国内多，只是通讯不方便，也不会写信，母子俩都是文盲，所以只好把钱打给海哥，让海哥转交了。晏明妈妈看到晏明一直有钱汇回来，就没有起疑。后来实在想晏明了，就问阿海，到底晏明什么时候会回来，阿海每次都说快了快了，但就是不见回来。她唯一感到奇怪就是，每次阿海到她家给她送钱，都是在深夜。”
情况很清楚了，正如老向所料，这个海哥就是这样顶替了晏明的身份，而晏明从此就人间蒸发了。关心晏明生死的只有她妈妈一人，只要她妈妈不追究，谁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去向。而且，就算晏明的妈妈起了疑心，一个老迈的农村妇女，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在她的心里，始终相信晏明在这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快乐地工作与生活，因为她的儿子，总会给她汇来钱，比以前在国内打工多得多的钱，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吕昭不无伤感地说：“晏明妈妈现在还相信她儿子在非洲打工，说这个海哥肯定是身上带着晏明的身份证，被我们误认是晏明了，说不定哪一天晏明就回来了。因为她不相信除了她的儿子之外，还会有人给她汇钱。”
“你什么时候动身去晏明家？”老向问吕昭。
“我不去，我留在这里查找死者的真实身份，龚队已经带人去了。”
“嗯，如果不出我的意料，在晏明家附近，很快就可以找到晏明的尸骨。”
“是的，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半个小时时间，既要杀人又要处理尸体，只能是在他家附近。”
“死者的身份还没有查到吧？”
“是的，我们正在搜索七年前没有告破的大案特案，特别是刑事案件，暂时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刑事案件是重头，但其他案件也要跟进调查，特别是七年前发生的失踪人员案件也要查！网要撒开点，排查工作要更细致，这是侦破枪杀案的关键！”老向陡然间如运筹帷幄的将军般，凛凛然浑身散发出不可侵犯的威严！
“是！”吕昭肃容而立。
“如有必要，可将死者的样貌特征公开，寻求社会支援！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
“是！”
如果我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大概会觉得奇怪，老年保安竟然给年轻的刑侦队长下达命令，而刑侦队长竟然还是如此的毕恭毕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