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虽然非常无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李鸿章也只有低头承受这个窝囊气这么一个选择。
而等到李鸿章即将病死的时候，甚至是咽气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要求李鸿章在中俄交约上签字。
无论历史上的李鸿章评价多么高，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李鸿章绝对是窝囊死的。
不过据说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如果说这句话真的是李鸿章说的话，那么到可以说李鸿章的眼光非常长远。因为当时如果真的与日本进行无尽期的抵抗，那么日本必然会被拖垮。
事实上甚至都不需要如此，当时的日本财政其实已经快到临界点了，只需要当时的清政府在稍微的坚持那么一下下，那么最后日本人便只能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
但是很可惜，李鸿章并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做的权利。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有做出这样决定的权利。那就是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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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刚刚说的一样，这个年月，外交官永远是最窝囊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章宗祥如果仅仅只是签订几个条约的话，到称不上是卖国。毕竟这类条约总给有人签才行，不是章宗祥就是其他人，不管怎么说，最后始终是会有一个人跳出来把条约给签了的…
但是随后就不同了，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征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是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征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
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征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和章宗祥相比，曹汝霖明显就要强的多了。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之所以会采用这么一个办法，据说是因为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并且随后曹汝霖还曾经创办了一家医院，免费为人看病。自然，这么干肯定不可能会盈利的，所以最初的时候曹汝霖主要是用创办银行余下的20万多弄了一个银行，后来银行倒闭了，就又开了一家，如此往复…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
后来尽管被日本人挂上了一个职务，但是曹汝霖却从来都没有到任过。更从来都没有从事过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也都拒绝了。可想而知，这些人与章宗祥这类人的区别究竟有多大了。
尽管这些人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至少某些事情他们还是清楚的。
泰国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派别或者是倾向于某一个国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卖国的…
尤其是在召开会议的时候。拉玛六世还曾经进行过一番筛选，把可能已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收买了的大臣从中剔除出去，如此自然就更加的减少了会被卖国者混入其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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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别名天使之城，位于昭披耶河东岸，南临暹罗湾，是泰国首都和最大城市，中南半岛最大城市。东南亚第二大城市，为泰国政治、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与各方面中心。
同时曼谷也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当然，这是在后世的时候。在后世曼谷是贵金属和宝石的交易中心。经济占泰国总量的44，曼谷港承担着泰国90的外贸。同时曼谷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不过吗…
根据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的说法，那就是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