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江西抚州、建昌的收复。
抚州是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石达开入浙之前特留手下得力将领余子安率部份军队驻守，与建昌同为入浙太平军的后方。
但是，由于抚州天地会首领叛变，在城中与守军相杀，引城外湘军梯城而入，余子安不得不于6月1日率众突围，抚州失守；四天以后，势单立孤的建昌守军也被迫弃城往与余子安部会合。
失去了稳固的后方，‘逼’得原本在浙江一路风声水起的石达开部不得不撤军继续向南‘挺’进。
就当清军在浙江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朝廷为之震惊。
而入浙太平军已经进入浙江最富庶的金华府属地区，兵锋直‘欲’指向严杭之时，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入浙计划。
7月中旬，太平军开始从衢州城下撤退，向处州、缙云方向转移，同一时期，占领金华府武义永康县的石镇吉陈享容部太平军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撤退。
朝廷看出石达开部有入闽意图，企图阻止，但石达开军行迅速，很快占领了处州南部的龙泉县，入闽已成势在必行。
8月上旬，浙江太平军在龙泉集结完毕，为摆脱清军的追击，石达开在层峦叠岭的龙泉布置了一场狙击战，以小股部队将追兵牵制了3天，确保了大队顺利从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断后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也随后抵达与主力会合。至8月下旬，石达开部已全部转入福建地区。
而在此之前，在石达开率军进取浙江的同时，由太平军大将杨辅清分兵入闽，开拓毗邻浙江的福建根据地，故浙闽太平军可声气相通互为奥援。
幸好，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就在浙江太平军开始向福建转移的时候，太平军大将杨辅清突然脑子‘抽’风，竟将福建各处部队向浦城集中主动放弃了清军久攻不下的松溪、政和、建阳等城，其后更是全军迅速撤向江西，从此回到天京政权节制之下狠狠摆了石达开一把。
而朝廷在应地石达开部的入浙作战过程中，表示那叫一个拙劣。
早在西安将军福兴探知石达开“直下苏杭”意图之初，就曾咨请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军赴常州、‘玉’山布防。
哪知何桂清奏说清军正在加紧合围天京，并称金陵城大地广，‘欲’图合围，尚虑兵单，无力援应。
朝廷当时的指示是先顾石达开，乃令何桂清依福兴所请派军前赴常山、‘玉’山，可何大总督一直拖延就是不出兵。
及石达开兵‘逼’广信，胡林翼急奏福兴不足当石达开一击，请调李元度赴浙，后李元度所部湘军平江勇至‘玉’山，常山一带，与石达开留在常山开化地区的拒援部队周旋。
湘军果然是朝廷最得力的救火队员，南方战场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份，这是吴可听到手下汇报后心中涌起的古怪念头。
尽管朝廷为了对付石达开调兵遣将，福兴，明安泰，周天培，周天受，江长贵，田应科，饶廷选，李定太，田兴恕等人先后赴援，仍然无法改变浙江战场损兵失地的被动局面。
石达开部入浙后一个多月内连克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多处重要城镇，全浙震动，严重扰‘乱’了天京城下江南江北大营的战略后方，何桂清在5月31日的奏章中指出：“若再相持一两月，即使杭州幸保无虞，而有兵无饷，江、浙、皖南同归束手，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也。”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堂堂的两江总督难道还‘抽’不出足够人手支援浙江前线？
吴可听到这话连连冷笑：还不都是存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当然朝廷也不是一味容忍各地督畏缩不前，截至6月初，仅江南大营就‘抽’调兵勇5000人赴援浙江。
大营原有总兵五人，除一人专办翼长营及临时带兵策应外，剩余四人中二人赴浙，顿觉将领匮乏；加上从江西、安徽等省赴援的清军。
而石达开部在入浙不到两个月内就已牵制清军多达数万。又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所有大营军饷入夏以后，因来源阻塞，筹划倍难。”
很显然地，新开辟的浙江战场打‘乱’了朝廷的全局部署，削弱了天京战场上清军的力量，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及周围战场的战斗，为太平军在天京战场上布置反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吴可正率领一万大军与英法联军糜战天津，剩下的两万多乡勇队战士和一万余楚军，还得负责淮北跟整个河南的防务，根本就没办法‘抽’调人手支援浙江作战年，当然吴可也不愿意橡湘军那般招摇自爆实力。
在广阔的安徽大地，特别是局势‘混’‘乱’的淮南地区，可是有不少地方团练武装盘踞，不受安徽提督控制各自为战。上述所言的援浙安徽清军，就是这些得不到淮北地区支援的散兵游勇。
朝廷显然也知道吴可的难处，加上当时他正全副心思跟英法联军在天津互耗，加上淮北地区安徽清军还得防备金陵城内的太平军发难，所以也就没有特别要求安徽清军一定要援浙作战。
只是让吴可没想到的是，为了应付浙江战场的不利局面，朝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
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当初要不是安徽清军出兵帮忙，只怕当时由向荣主持的江南大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