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崔弘升接到了崔君肃的回信，同期抵达军营的还有水师送来的几船物资，但崔弘升很失望，情绪很低沉，尤其对前线统帅部的反应，更是焦虑不安。
统帅部没有反应，不论是对来护儿的水师惨败平壤，还是对崔弘升禀报的萨水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事出反常即为妖，前线统帅部肯定出现了问题。
统帅部当然出现了问题，面对水师惨败平壤背后所暴露出来的“政治阴谋”，由圣主和中枢直接针对军方所设的“阴谋”，军方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上至于仲文和诸军统帅，下至诸鹰扬长官，全都“炸了锅”。
此事说明什么？圣主和中枢不再信任除水师以外的军方？圣主和中枢要把东征失利的责任全部推给军方？圣主和中枢要借助这次失利打击军方，铲除异己，继而进一步集中军权？
东征前期攻击不利，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与军方没有关系。远征军之所以在辽东城下滞留三个月之久，都是圣主和中枢的决策错误，若不是圣主和中枢非要坚持以外交手段来实现东征目标，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东征就不会陷入今天这种被动局面。
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正因为东征前期不利，导致圣主、中枢和军方的矛盾激化，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实施段文振遗策，更是让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由此可以预见，若段文振遗策成功了，远征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了平壤，摧毁了高句丽，那么军方在政治上显然是胜利者，双方在军权上的争夺将更为激烈，而军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击退圣主和中枢对军权的进一步集中。
这显然是圣主和中枢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在军方看来，来护儿和周法尚指挥水师提前攻击平壤，肯定是因为接到了圣主的诏令，是想给军方攻陷平壤设置障碍，从而迫使远征军不得不无功而返，如此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军方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圣主和中枢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打击军方，置三十万远征将士的安全于不顾，当真是人神共愤，彻底激怒了军方。
诸军统帅齐聚，义愤填膺，一致要求统帅部行使临机处置之大权，即刻撤离，返回辽东。
于仲文当然同意，但宇文述不同意，刘士龙也坚决反对，结果两个人遭到了诸军统帅们的猛烈“炮轰”。
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和右御卫将军张瑾质问两人，在大军出发之前，你们是否已经知道圣主和中枢密令水师提请攻击平壤？
宇文述知道，但他矢口否认，此刻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泄露这个天大的机密。刘士龙的确不知道，所以他否认的理直气壮，而且他警告诸军统帅，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如果不战而退，你们的罪责比水师大败平壤还严重。
水师提前攻击平壤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在渡海过程中遭遇重大损失，食物淡水严重短缺，抵达平壤后不得不主动发动攻击，以战养战；或者因为高句丽人主动攻击，不得不被动应战，但对战局判断错误，以致遭遇重大挫折，等等，总而言之，水师是独立的，为圣主所信任，只要来护儿和周法尚找到战败的托辞，圣主和中枢就一定会庇护他们，但于仲文和他所统帅的九路大军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三十万人马到了平壤城下，不战而退，这本身就是对圣主和中枢权威的挑战，不可姑息，不可原谅。
诸军统帅勉强冷静下来，虽然不再坚持即刻撤退，但也没有攻打平壤的意愿。
宇文述建议，反正都来了，虽然攻击时间十分有限，但还是可以打一打，不如大展神威，大杀四方，杀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出口恶气，然后走人。
没人理睬他，直接把他当空气了。
刘士龙拿出了一个折衷意见，谈判，与高句丽人谈判。高句丽人不是一直要谈判，以谈判来迟滞我军的攻击速度吗？现在我们到了平壤城下，可以谈了，遂其所愿，逼着他们签订一个城下之盟，这就算拿到战果了，然后果断走人。至于接下来高句丽人是不是承认这个城下之盟，与军方无关，那是圣主和中枢要考虑的事，但是，一旦高句丽人当真承认了这个城下之盟，军方的功劳就算拿到了，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
于仲文和诸军统帅反复权衡之后，接受了刘士龙的建议，随即在距离平壤城三十里外停下了攻击脚步，双方开始谈判。
既然有了决策，而这个决策与水师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统帅部当然对水师不理不睬了，直接无视。至于崔弘升所禀报的萨水危机，没人在意，我有三十万大军，就算高句丽人掘坝放水，人为制造洪水又如何？难道洪水还能肆虐十天半月啊？难道实力不济的高句丽人还能逼得我远征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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