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伏威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虽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李风云对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亲近和真诚，但双方悬殊太大，而且随着李风云的实力越来越强，甚至对地区局势的操纵都到了轻松自如的地步，他对李风云也愈发的畏惧，他甚至有一种不详预感，预感齐鲁将被李风云所控制，齐鲁各路豪雄都在李风云的算计之中无所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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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圣主和中枢非常低调的返回了东都，既没有盛大的庆功典礼，也没有隆重的欢迎仪式，甚至连欢乐的气氛都没有，东都在极度压抑之中战战兢兢，所有人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
十四日，在尚书都省的政议上，主要议题是通报东征结果和国内局势。
东征失利影响巨大，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然后再追究失利罪责，并寻求拯救东征之策。
国内局势则主要集中在大河南北的叛乱上，尤其以白发贼李风云为首的鲁西南诸贼联盟，今夏肆虐中原，严重危及到了京畿安危和东征安全，虽然在地方官府和鹰扬府的努力下，在以齐王杨暕为首的戡乱大军的保护下，确保了通济渠的畅通，但这股反叛势力已成了“气候”，齐王杨暕至今未能予其以重创，双方还在菏、泗一线激烈对抗。而造成齐王杨暕戡乱不利的主要原因，不是兵力不够，也不是指挥失当，而是粮草武器供应不足。之所以军需供应不上，一方面是因为河南沿河郡县连续两年受灾，财赋锐减，仓廪空竭，地方官府无力给付，而一方面则因为东都要力保东征战场上的军需供给，不能敞开供应戡乱所需，导致齐王杨暕“难为无米之炊”，有心无力。
对于每况愈下、日益恶化的国内局势，留守重臣们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圣主怒不可遏，把一帮留守重臣骂了个狗血淋头。
大家都是政坛上的资深“玩家”，不论是东征失利的背后秘密，还是国内局势恶化的真正原因，彼此都心知肚明，摊开了说没意思，该捂住的盖子一定要捂，该说的假话一定要说，该妥协让步的时候就一定要心有灵犀。
圣主勃然大怒厉声责叱，实际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国内的事先放一放，背后的“猫腻”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但同样的，有关东征方面的事，你们该让步的就得让步，不要和我对着干。你若与我对着干，我就不是大事化小了，而是要追究罪责，要砍头杀人了。
经过一番讨论，圣主综合了中枢重臣们的意见，最后决策，河北戡乱由左翊卫将军段达负责，戡乱大军从涿郡抽调，而民部尚书樊子盖暂时兼任涿郡留守，在确保北疆尤其是幽燕、辽西边陲镇戍的同时，为段达的戡乱提供有力支援。
河南戡乱由齐王杨暕负责，齐鲁戡乱由水师副总管周法尚负责，徐州戡乱由虎贲郎将梁德重负责。
三地戡乱的最高统帅中，齐王杨暕的身份地位最高，而三地戡乱的首要目标都是白发贼李风云，现在李风云就在河南、齐鲁和徐州三地的交界处，正与齐王杨暕激烈交战，依照戡乱优先原则，理所当然应该任命齐王杨暕为三地戡乱最高统帅，并由他集中指挥三地军队围剿叛军。然而，不论是圣主还是大部分中枢重臣，都有意忽略了“戡乱优先”原则，直接无视了某些人的正确建议，在最需要集中军权的戡乱战场上却分开了军权，这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可想而知。
没有人在意风险，也没有人在意戡乱的成败，叛贼李风云能否剿杀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最大程度的遏制齐王杨暕发展自身实力，以便把杨暕对东都政局的影响降到最低。
杨暕出京戡乱的目的大家都一清二楚，而杨暕之所以能带着军队出京，与某些政治势力的“帮助”密不可分，而这些政治势力的险恶用心，圣主同样一清二楚。既然如此，那就斗一斗，看看鹿死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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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杨暕接到东都诏令的时候，李风云的联盟军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调动，这使得战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
韦保峦推断李风云要北上济水，李善衡判断李风云可能要南下徐州，但不论李风云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战局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齐王杨暕则信心满满，对击败李风云之后能获得的政治利益充满了期待
然而，东都的诏令，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让他透心寒。圣主不待见他，这在齐王的预料之中，东都的政治对手蓄意打击他，这也很正常，但东都的政治盟友却未能给他谋取到最基本的利益，这就不正常了，这简直就是把他往绝路上逼。
“为什么？为什么孤没有拿到所需要的军权？”齐王愤怒之下，质问韦福嗣。
能否拿到三地戡乱军权，能否集中指挥三地戡乱军队，不但关系到了齐王能否把自己的势力迅速延伸至齐鲁和徐州两地，更关系到他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把自身势力发展到一定规模。距离二次东征结束最多只有一年时间，如果齐王未能在这一年时间内发展起来，那么当圣主二次东征胜利归来后，齐王拿什么与其抗衡？
韦福嗣苦笑无语。他想起了李风云那头飘散而诡异的白发，想起了李风云那些不可思议的妖异之辞。
李风云曾说，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