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三，凌晨，河内郡主薄唐祎等人在愤懑、忐忑和焦虑之中终于等到了答复：天亮之后，各级军政官员全部进入黎阳城，礼部尚书杨玄感、治书侍御史游元、左御卫将军李子雄、武贲郎将王仲伯将在黎阳县府内宣读圣主诏令。
唐祎等人相信了这个答复，决定天亮后进城拜会游元，而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代杨玄感传递口讯者，乃中土儒学大师，儒林少壮一代领军人物，孔子三十二代孙，河北衡水人孔颖达。
孔颖达在儒林的崛起，与圣主在教育、选拔等制度上的改革有直接关系。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关闭天下学府，仅留中央国子学，七十二生员，给了儒学教育事业以沉重打击。圣主即位后，重兴儒业，再开学校，并以科举取士选拔人才。年轻的孔颖达遂以“明经”科第一授任河内郡学博士。不久圣主仿效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会。孔颖达在论辩中舌战群儒，“一战成名”。当时主持这场讨论会的门下省最高长官纳言杨达负责评第诸儒高下，以孔颖达为最。圣主大悦，授年仅三十二岁的孔颖达为太学助教，就此奠定了他在中土儒林的大师地位，不出意外的话，他也将成为中土儒林未来的泰斗和领袖。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孔颖达在中土儒林的“一枝独秀”，让某些心高气傲亦以儒林大师自称的，且对山东儒林抱有成见的豪门权贵们倍感羞辱，同时孔颖达的“异军突起”既代表了圣主激进改革政策的成功，也代表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损失，这同样让很多豪门权贵们难以忍受，于是孔颖达就成了刺杀目标，就成了某些贵族打击山东儒林，威胁和遏制激进改革的血腥手段。
生死时刻，杨玄感拯救了孔颖达，而孔颖达在走进杨玄感府邸寻求其庇护的同时，也走上了杨玄感的“船”，从此他的身上就打上了杨玄感的烙印，不得不与杨玄感荣辱与共、祸福同当。
在这场兵变中，孔颖达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和所有参加这场兵变的河北人以自身为“质任”，强行“绑架”了河北人整体利益，试图胁迫更多的河北人投身这场兵变，然而，现实很“骨感”，到目前为止，孔颖达虽然很努力地奔走于河北各地，竭尽所能游说河北各方势力，而河北人对圣主和东都、对中央的改革政策、对正在进行的东征也的确怨言满腹，这从河北义军蜂拥而起就能看出来，但不论是河北地方势力还是河北义军豪帅们，他们的利益始终与河北豪门世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两大河北豪门为了自身利益正在想方设法推动这场兵变的爆发以便从中牟利，这种情况下他们正坚决与关陇激进势力划清界限，又怎么可能加入兵变深陷其中？
杨玄感迫切需要把唐祎这群人拉上自己的“船”，只待明天上午大旗一举，檄文一贴，人事任命一公布，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这群河北人不参加兵变也不行了，事已至此，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能跟着杨玄感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为了稳住这群河北人，杨玄感特意派出了孔颖达，希望孔颖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这群河北人的背后有“黑手”，这从唐祎等人先是迟迟不愿进入黎阳，勉强来了却又吵死吵活要见游元就能看出来，这群人不是来“帮忙”的，纯粹是来“添乱”的。
唐祎与孔颖达不但是旧识，还是关系很好的师兄弟，都是山东鸿儒刘焯的弟子。
刘焯是河北人，与刘炫齐名，世称“二刘”，乃是继徐道明、熊安生之后最为著名的北儒学大师，与南儒学大师陆德明、鲁世达并称于世。在先帝时期，刘焯与刘炫一样，在政治上饱受打击，尊严饱受蹂躏，直到圣主登基之后才得以“平反”和重用，但好景不长，关陇的“先辈宿儒”们“穷追猛打”，二刘再陷政治旋涡。三年前刘焯病逝，东都竟然连个谥号都吝于赏赐，而刘炫更惨，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
刘焯刘炫做为北儒学大师，在中土儒林的地位不可撼动，是山东人引以为傲的“资本”和以正朔自居的突出证据。山东人不能在政治上压倒关陇人，就在文化上鄙视关陇人，视关陇人为茹毛饮血的蛮夷，极尽鄙夷之能事，而关陇人随即就在政治上恶意打击和在人格上肆意侮辱刘焯刘炫，把山东人的“骄傲”和“自尊”践踏得体无完肤。
山东儒林和关陇儒林的激烈冲突，不过是山东和关陇这两大贵族集团在政治博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这一大背景下，杨玄感做为关陇贵族集团中几个实力最为强悍的政治大佬之一，无论他向山东儒士做出何等示好或拉拢之举动，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山东儒士的信任。就以孔颖达来说，虽然他为了报答杨玄感的救命之恩，心甘情愿地为他鞍前马后的效劳，但关键时刻，在山东人的利益和杨玄感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有利于山东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从他个人的立场来说，他愿意为山东人牺牲自己的全部。
杨玄感对此了然于胸，心知肚明，所以他对孔颖达的信任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都是纯粹的利用，在他内心深处同样把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放在第一位。山东人不相信他，他又何尝相信山东人？这次兵变，他把成功的希望更多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