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东都皇城。
武牙郎将高毗、河内郡主薄唐祎并临清关令急奏东都，初七日高毗率军抵达关隘，防守更为坚固，杨玄挺随即中止了攻击，并于初八日弃舟登陆，向延津关方向而去，经斥候打探，叛军经延津乘船西去，由此可推断，叛军受阻于临清关后，遂改道大河直奔东都，东都很快就会遭到叛军的攻击。
杨恭仁接到消息后，马上以越王的名义急告负责防御东都东、北两个方向的卫戍军将，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务必阻敌于大河一线，确保京师之安全，若有玩忽职守、消极怠战或临阵退却者，斩立决！
然而，命令是下达了，但杨恭仁对命令的执行者和执行结果却不抱任何希望。
杨玄感和李子雄举兵叛乱的消息已经传开，东都正在大肆抓捕杨玄感和李子雄等叛乱者的亲朋故旧，这使得京师的气氛非常紧张，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由于各种利害关系的事实存在和各方势力的公开或暗中的阻挠，东都抓人的速度非常缓慢，被拘捕的人数虽然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者，而与叛乱者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政界高层和军方将领却一个也动不了。
军方的肯定动不了，即便有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联手支持也不行。军政是分开的，军方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权威，要绝对忠诚于圣主和中枢，在没有圣主和中枢同意的情况下，对越王惟命是从，等同于公开背叛圣主和中枢，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另外军权一分为三，决策权、行政权和统兵权完全分开，军队里的人事调整属于军事行政权的范畴，没有圣主和中枢的命令，卫府根本无权调整人事，更不要说直接剥夺一个军将的领兵权了。
政界也是一样，人事权直属圣主和中枢，即便某个亲王或者当朝宰执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大权，但对事不对人，人事权太敏感了，稍有不慎就会触及到圣主和中枢的心理“底线”。你可以决定事情怎么干，却不能决定由谁去执行，即便这个人不合适，你也无权撤换。人事调整不仅仅是一套律法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关系到了利益格局的划分，虽然你调整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官帽子，但实质上它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是因利益而产生，如果没有利益哪来的政治？
杨恭仁也罢，樊子盖也罢，明明知道某个中央高层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政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但就是“动”不了他，没办法拘捕他。这不是有没有真凭实据的问题，而是这个权力不在你的手上，你一旦行使了这个权力，就是越权，就是僭越，就是触犯了礼法律法，接下来圣主和中枢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他们不高兴不满意了，你就死定了，反之，你就立功了，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影响太恶劣了，如果人人仿效，人人都去越权，礼法和律法的权威丧失殆尽，亡国就在眼前。
杨恭仁紧急请来了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还有越王府长史崔赜，直接撇开了樊子盖、元文都、韦云起、韦霁、裴弘策等“大佬”，直接把城内的改革派、鲜卑人和关陇本土势力排除在了可信任的范围内，他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宗室和外戚，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是绝对可靠的，至于崔赜只能勉强信任，毕竟崔氏被捆在了越王这条“倾覆在即”的船上，为了活命崔氏不得不“自救”。
杨恭仁通报了临清关急奏，并做出分析和推演，最后语出惊人，“未雨绸缪，我们必须做好弃守东都，退避河内的准备。”
越王杨侗的小脸当即就变了，虽然有些惶恐不安，但更多的却是坚持。在他看来，形势就算再险恶，也不会真正危及到东都的安全，退一步说，就算东都岌岌可危了，但为了圣主、远征军和东征大业，誓死也要坚持到底。
杨侗犹豫了一下，打算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在这时，独孤盛说话了，而独孤盛刚刚说了几句，杨侗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东都局势恶化太快，杨玄感转瞬及至，现在已经不是防患于未然了，而是必须做好应急之策。”独孤盛望着目露激愤之色的杨侗，摇头叹道，“洛口仓的顾觉是杨玄感的人。黑石守将裴爽是御史大夫裴蕴之子，仗着父辈权势骄横跋扈，而他帐下都是河洛子弟，黑石焉能不失？偃师的情况更糟糕，偃师都尉来渊是江左人，他的父亲来护儿在去年的卫府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来渊因此受益，出任偃师都尉，仗着父辈的权势青云直上，如此军将，如何驾驭河洛鹰扬？柏谷坞的武贲郎将周仲同样不堪一击，做为江左名将之子，却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当然在卫府中遭到排挤和打压，而一个没有威信，被帐下将士所轻视的军将，又如何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至于裴弘策和达奚善意，他们或许有心阻御叛军，但无奈他们的手下都是河洛的乡团宗团，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他们遇到杨玄感只有一个结果，不战而降，拱手相送，有多少送多少，有去无回。”
杨侗心惊肉跳，再也“激愤”不起来了，但他忍不住想问，既然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军队靠不住，为何还要把他们放在京畿东线，让他们与杨玄感正面作战，把这么多军队都拱手送给杨玄感？不过旋即他就想到了卫府对自己的“无视”，军方名义上遵从自己的命令，实际上根本不予理睬，而留守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