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西行，裴世矩拎着脑袋远赴西域，圆满完成任务，圣主脸上有光彩；此次赶赴安东，裴世矩又不负众望，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李平原作担保，完成了对安东的最后招抚，为圣主顺利进行第三次东征铺平了道路，而这样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勇于担当的臣子，才是真正为圣主分忧解难，但是，内部斗争无处不在，裴世矩因为政治理念的原因，始终不能融入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的核心圈子，理所当然成为改革派遏制和打击的对象。
这次裴世矩到了安东后力推“李平原”，等于公开承认“秘兵刀就是白发贼”，但之前因为突厥人散布“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谣言以实施离间计，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公开否认这一谣言，********裴世矩，确保中枢核心决策层的团结，结果拱手送给裴世矩一个为李平原“洗白”的机会。现在除非圣主和中枢有确切的、公开的证据证明白发贼就是秘兵刀，否则就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李平原复出之现实。
当然，圣主和改革派为了推倒裴世矩，也可以制造“白发贼就是秘兵刀”的证据，但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就是自己否决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脸，会严重损害威权，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圣主和改革派也不会与裴世矩翻脸成仇、鱼死网破。
而裴世矩的这一“投机取巧”之举，于公来说是迅速完成对安东的招抚，确立中土在南北对峙中的优势，但于私来说，李平原和安东这股新兴力量的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裴世矩的实力。也就是说，在裴世矩的蓄意庇护下，圣主和中枢试图借助第三次东征来削弱甚至铲除安东力量的想法，十有八九要泡汤，而这正是赵才所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公开反对。
但是，圣主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圣主要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要赢得南北大战，而目前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他只能竭尽所能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虽然之前他的确想削弱甚至铲除安东这股新兴力量，但因为裴世矩以政治生命为李平原做担保，他就不得不权衡得失，相比起来，东征最后胜利和南北大战胜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肯定要远远大于李平原这个祸患，于是圣主决定接受李平原复出的事实。他的确不相信李平原，但他相信裴世矩，这就足够了。
可惜，他相信裴世矩，不代表他身边的亲信重臣也相信裴世矩。
萧瑀紧随赵才之后，也提出了质疑，“圣上，把安东大军的统兵权授予李平原，原则上可以，但问题是，李平原是不是白发贼？如果李平原当真就是白发贼呢？当然，我们不能胡乱猜测，我们就事论事，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是否就能绝对控制白发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李平原只是一个傀儡，闻喜公所能施加的影响也非常有限，那么，我们拿什么保证安东大军绝对遵从圣上和中枢的命令？还有更严重的，齐王与白发贼之间有没有主从关系？如果白发贼支持齐王，安东大军接受齐王的指挥，那么未来我们所要面对的就不是藩镇割据，而是……”
萧瑀欲言又止，但意思很明确，而他的这一质疑正中圣主“要害”，让圣主忍不住怒火中烧，面如寒霜，脸色已经不是难看，而是铁青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公开质疑齐王暗中勾结叛贼。这个性质太严重了，如果坐实，有证据证明齐王与白发贼、李子雄等叛贼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齐王的政治生命就彻底玩完，父子势必反目成仇，而这场政治风暴势必把李浑、董纯等军功贵族席卷一空，一旦陇西成纪李氏因此满门覆灭，必然震动整个关陇贵族集团，西京和东都的血腥厮杀必将公开化、白热化，而两京的彻底决裂将动摇国祚基础，国祚濒临崩溃，中土极有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和战乱，而圣主和以改革派为主要力量的中枢若想在这种困境下力挽狂澜，难如登天。
这时，虞世基也开口了，“再加一把火”，“圣上，我们注意到，在闻喜公的这份急奏中，他考虑到大漠对安东有积极反攻之可能，考虑到安东主力大军远征高句丽期间安东防守薄弱，建议全力加强幽燕一线的长城镇戍，而怀荒边镇尤其重要，不可忽略和懈怠，更不可从幽燕一线再调兵力参加第三次东征。”
虞世基看看几位重臣，又望向圣主，不动声色地质疑道，“闻喜公为何有此建议？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暗示圣上，齐王还要坐镇怀荒，还要继续巡边，不能率军远征高句丽？如果当真如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突厥人不顾一切反攻安东，安东佯装不敌，兵败如山倒，蜂拥撤进长城，这时齐王乘着圣上御驾亲征高句丽之际，联手安东，横扫幽燕，断绝圣上和远征军的退路，则大事去矣。”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虞世基的质疑比萧瑀的怀疑更厉害，不但怀疑齐王与白发贼沆瀣一气，还怀疑裴世矩暗中操纵，摆明了就要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宇文述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安东虽然承诺参加第三次东征，但谁敢保证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