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白与十来个狱友果然是被押到了雨花台，她们被带到了刑场。沈砚白说，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和这十来个狱友只是陪绑的，目的也仅仅是恐吓，这十来个人，后来又都被押回老虎桥监狱。
沈砚白等人被勒令站着一排，行刑队的一个长官来到她们面前训话，说今天只是要她们观摩一下行刑的过程，如果现在醒悟，那么她们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如果执迷不悟、死不悔改，那么下面的一幕将会在她们身上重演。
行刑队的长官说着，就挥手示意，另一辆军用卡车上被拖下五个人，这些人不是手铐脚镣，而是五花大绑，他们被押到了一个土坡前，一字并排站着，行刑队随即在他们身前列队，举枪，瞄准。
“我看见了，我的未婚夫就在那五个人中间，枪响了，他倒下了，这一幕，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沈砚白说着，禁不住落下泪来，说到了未婚夫，沈砚白的泪水不再是表演。
沈砚白继续说：“我未婚夫的死，我明白，这不能算到齐联杵的头上，但那天开枪的人里面就有齐联杵，我看清了他的样子。”
伊藤听到这里也表示出同情与惋惜，但他更好奇后面的故事，“那后来你是怎么走出监狱的？”
“我当时年纪小，我确实是害怕了，我不想就这样被打死，所以我退缩了，我妥协了，也因为我只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并没有掌握什么秘密，写了一个退出组织的公开申明，家里又花了一些钱，我就被释放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信仰、朋友，什么都没有了，此后的日子一直都是灰暗的，就像是刑场那天的天气一样，一年后，我想换一种生活状态，后来就到了日本留学，这才有幸做了伊藤老师的学生。”
……
沈砚白的这段经历，伊藤在资料里看到过，但是资料里呈现出来的内容太过简略，只表述了1931年沈砚白被政府关押过，发表公开声明后予以释放。
这段经历涉及信仰问题，以及后面沈砚白的信仰转变，所以看资料时，伊藤对此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也认真思考过这其中的问题，但因为资料不够具体，而且年代相对较远，又考虑到沈砚白后来加入了军统，伊藤认为，军统接纳一个政治转变者，应该说明沈砚白没有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沈砚白在军统没有出过事，显然1931年的信仰转变就不存在问题了。
此刻听到沈砚白的讲述，这个故事立刻变得饱满、生动。伊藤认为类似这样的心理冲击，时间或许并不能抹去当时留下的阴影，伤口应该早已愈合，但一定是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永失恋人，信仰被迫转变，九年的时间都过去了，沈砚白的年纪也不小了，可她仍然孤单一人。伊藤认为，沈砚白昨天的冲动行为，看似偶然，实际就是当时心理受到冲击后，在昨天又来了一次余震，这也可以理解。
听完沈砚白的讲述，伊藤点点头，“我现在能理解了，”伊藤又摇摇头说：“不过，这件事你不应该情绪化的把它与齐联杵联系到一起，这样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今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明白，昨天的确是我的问题……”
伊藤打断沈砚白的话，“好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凡是都应该客观、理性去面对问题，不仅是工作上、生活上也是一样。”
沈砚白的解释在伊藤这里算是过关了，沈砚白表示自己惹的麻烦自己处理，她会给齐联杵一个交待，同时愿意赔偿齐联杵的车损。
伊藤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时候他居然也有远近亲疏之分，也可以理解为护短行为。伊藤说：“你过去的那段经历，在齐联杵面前就不要再提了，解释工作你也不用出面，赔偿呢，你也不用管了，我来处理，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希望你尽快把这种情绪淡化掉，后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等着你去做，明白吗。”
……
齐联杵这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实际是想等着特高课的人上门来给个说法，这样才比较有面子，但想想，人家要是就不上门呢！齐联杵觉得没有轿车实在不方便，想想算了，和特高课没法计较，还是打上门再说。
齐联杵预想好了，沈砚白肯定会一口咬定自己跟踪她，所以才酿出后面的砸车事件，齐联杵决定死不认账，没有证据，怎么扯自己也不怕。想好了可能的对话场景，齐联杵便去了隔壁的特高课，直接就上楼找伊藤。
见到伊藤，齐联杵就问是否看见楼下的残破轿车。
伊藤不避讳，他开始讲述沈砚白九年前的那段经历，并问齐联杵对那时的沈砚白是否有印象。
这时的齐联杵做出恍然大悟的模样，“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的确在老虎桥当狱警，不过那么多的犯人，我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记得住呢。”
伊藤心想：活着的人你可能记不住，那么死掉的人呢？应该有记忆吧，而且沈砚白说当时齐联杵就是行刑队的成员之一。
之前沈砚白对伊藤多次提到过自己的未婚夫，但自始至终沈砚白也说过未婚夫的名字，但伊藤显然是做过功课的，他从沈砚白的调查卷宗上已经知晓这个人的名字。
伊藤问齐联杵，“九年前，也就是1931年，在雨花台的刑场上，你记得一个叫李阅峰的共产党吗？”
“李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