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流水，转瞬之间已经是天佑元年（公元904）的二月了，此时的北方许多地方土地尚未解冻，农人们还躲在屋中忍饥挨饿，而位于浙南的台州，此时正是开耕播种的农忙时节，田野里满是忙碌的人影。与每年这个时候一样，常有冲突的各家土豪也都将各自的部曲解散了，回家种田，就连逃散到山中的乱兵盗匪，也有许多回到家中耕作，至少也停止了对农户的劫掠，毕竟这一个多月时间劳作，往往就决定了这一年的收成多少，各家土豪早就有了在此时停息争夺的潜规则，就算是山间的强盗，也知道等百姓种出了谷帛才有的抢，做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只会引起众怒，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可是与往年不同的是，乡间却传播着临海城中的镇海军大官即将推行“度田料民”政策的消息，对与这个消息，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态度是不同的：
剩余不多的自耕农的态度是冷淡的支持，虽然自从台州大乱以后，无论是俞之恒还是后来入侵的明州军，以及最近才进抵临海城的罗仁琼，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向他们收税和征发劳役，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负担减轻了，恰恰相反，附近任何一个得势的土豪都会毫不犹疑的掠夺他们的粮食和布帛，征发他们修筑坞壁，乃至迫使他们成为和土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田客、部曲，这些自耕农能够保持住原有的自由身，不但要极大地幸运，而且自身也往往是最勇敢最精壮的汉子，他们知道，经过了“度田料民”，虽然他们要承担缴纳农税、征发劳役的义务，但与此同时，“度田料民”这一行动本身也会从土豪手中夺去那些荫田、田客，土豪也不会再有欺压掠夺他们的实力，他们也会从土豪的压迫和掠夺下被解救出来，相比起这个来，那些农税和劳役的负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基于现有的实力对比，他们又对镇海军地方长官能否完成“度田料民”这一政策成功的执行下去表示怀疑，毕竟现在罗仁琼能够控制的只有临海城附近不到五十里的地盘，比起那些土豪来说，他的实力是很微弱的，这些自耕农只会在“度田料民”政策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才会表示支持，在胜负未分形势尚不明朗的现在，罗仁琼是不能指望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支持的。
人数最多的是各家土豪控制下的大量田客、部曲，他们对于“度田料民”政策的态度是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现有的为人奴仆，受土豪压迫，“出则为兵，入则为奴”的现状表示不满，对于可以改变他们这一悲惨现状的“度田料民”政策，有一定的希望；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田客、部曲往往数代都与那些土豪比邻而居，有的还是同宗同族，有强大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联结，在唐末盗匪横行，官府软弱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土豪武装集团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那些有一定政治军事才能的土豪头领，对手下的部曲、田客的剥夺反而比对那些还不属于他们的自耕农要有节制一些，他们害怕实施了“度田料民”政策之后，列名籍书之中的他们，不但要承担更加沉重的官府税收和劳役，甚至还要被征发为兵，埋骨他乡，此后再也不能和家人团聚，所以他们对于“度田料民”政策的态度是很复杂矛盾，既有支持也有反对，而且和他们所在的集团首领的各种能力也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土豪集团的首领对部曲越是体恤，剥削越是节制，这个集团的部曲田客的向心力就越强，对“度田料民”政策的反对程度就越强，反之则向心力越弱，就越支持“度田料民”政策。
而最坚决反对“度田料民”政策的自然是人数最少的土豪首领，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这个政策就是冲着他们来的，临海城中的官府的目的就是要把台州境内这些大小不一的土豪集团全部打碎，重新还原为原子化的“编户齐民”，从而把土地和人口重新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所以这些土豪还没有“打到临海去，揪出狗官来”，其原因无非是以下几个：首先，这还只是个传闻，临海城的官府并没有发出文告来，没有一个兴师动众的名头；其二现在是春耕季节，动员大量的部曲是件麻烦事，后遗症也很强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临海城的守兵虽然没有多少，可是远在杭州的镇海军主力可是个庞然大物，将其守官驱逐出去以后如何应对必然来临的报复这是个大问题，最重要的是，各家土豪拥有的荫田和部曲数量不同，自然对相应政策的反对程度和愿意冒的风险也不同，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盯着几个最大的土豪，准备搭他们的顺风车。串联、结盟、出卖，一场场好戏正在原先或者敌对或者友好的土豪之间上演。
宁海县周家，正如这个年代的许多村庄一般，与其说这是个村落，更不如说是一个坞堡。所有的建筑都建立在一块高地上，高地的四周和周围的平地被一条深丈许，宽两丈多的壕沟隔开，壕沟里注满了水；只有通过一座吊桥才能和外界联系。在你通过了吊桥之后，便是两丈多高的外墙，外墙上有箭塔，在内墙和外墙之间则是快足有百余步宽的空地，即使入侵者突破了外墙，在这块毫无遮拦的空地上，面对三丈多高的内墙上的弓弩手，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周氏一族的族人就聚居在这内墙之内，足有两百余户，一旦外敌入侵，加上聚居在堡外的近千名部曲，就算敌人有两三倍的兵力，进攻起来也非常吃力。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