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书瞪着凌冽的眼神将小刘注视良久，直到将小刘看得心虚了，他才出口说道：“你要想知道，就去问你的老板，如果你的老板没有告诉你，那么我也没有义务告诉你什么。”
小刘被董明书的话噎得讪讪然，气不是，笑不是，五味杂陈，很是难受。
悻悻然站了起来，小刘也没有与董明书他们打招呼就走了出去。
有什么了不起，狐假虎威，搞得二五百万，真把自己当大人物。踏出房门，小刘就在心里暗骂。
走到成龙的办公室门口，小刘想推门进去，可是停留想了想，还是没有那么做。大哥没有召唤，就这么冒冒然进去，会落大哥的面子，他会不喜。
当小刘在办公室门口犹豫的时候，陈康杰与成龙两位当今华人世界最耀眼明星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真正磋商交谈。
“long，你看看这个剧本，是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前段时间，我看了不下五十个剧本，都是香港比较有名气的编剧作品。我觉得这里面的情节设置比较符合你与我的搭配……不过你先看，最终还是以你的意见为主。”说话的时候，成龙将一本封面为红色的精美打印剧本递给陈康杰。
陈康杰将茶杯放下，接过剧本，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剧本上的两个大宋体字—拯救。
看到这样的剧本名字，陈康杰还以为是一部灾难片。在华人电影史上，极少会有题材涉及到灾难片，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缺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文化因素，总体来说，我们的文化偏向保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因此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历史题材就是现实题材。有关未来和科幻生存的土壤很小，文人墨客们，一般都不会将视觉焦点放在这上面。当然，也不是说中华文化都偏向保守，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想象力方面有很突出的创造，例如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例如《西游记》这样明显带有幻想的伟大作品。之所以现阶段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得后继乏力，与近半个世纪来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动荡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十年浩劫，使得我们的文化传承方面出现了较大的裂缝。
其次是经济因素。灾难片不比一般的故事片，要想拍得好看拍得精彩，就需要巨大的投入。在美国，这方面的影片起码也会有数千万美金投进去，甚至上亿美元也不会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在我们的范围内，不论是香港电影还是内地电影，能够投入两三千万港币已经属于了不得的大制作了。不管是私人制片公司还是国有制片厂，都不会也很难拿出几亿人民币或者港币来投资一部影片。一句话，我们缺乏那种财团式的电影公司。
经济因素可以一分为二，投入是一方面，产出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与市场有关。当前我们市场化的影院数量还很少，而面向家庭的正版发行渠道又受到盗版的冲击十分严重，所以，投入几千万去拍一部片子还好收回成本，投入几亿的话，根绝我们的市场现状，能保本就算是万幸，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华人影片的票房超过两亿元，当然，这其中陈康杰所拍的电影只能算是引入的外国大片，毕竟投资方是外国公司，演员也几乎都是外国人。
在产出方面，有两个关键点很有限制性，一个是电影票价，另一个是电影出口。票价是对内的，目前为止，国产电影（包括香港电影）还没有一部的票价超过十块，兑换下来也就是亿美元多点。依照这样的票价，一部电影的票房想达到上亿美元，除非国人十分之一的人都走进电影院还差不多。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也就只有八十年代风靡的《少林寺》了，之后还没有哪部电影吸引上亿国人花钱买票看电影。至于电影出口，那是对外。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国产电影很少能够走出国门。即便部分电影走出去了，也很难造成强劲的吸引力。首先是电影不太适合西方口味，其次是宣传方面没有跟上。
再次是技术原因。谁都知道，拍摄灾难片只有将恢弘震撼的灾难场景淋漓尽致又生动鲜活的展现出来，才能打动人和吸引人，如果让观众觉得他看到的场景太假，那就会使得大家失去兴趣。可是要真实的将震慑人心的灾难场景在银幕上逼真的呈现出来，不但需要高超的拍摄技巧，更加需要超强和特效能力和后期处理能力。这方面，都需要十分专业的特殊人才，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很缺乏。不但各大电影公司没有这样的人，电影教学机构也没能培养出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
相对来说，反而是设备比较容易解决，可以进口。电影设备都不在西方对我们的禁运名单中，花钱就可以得到。
还有一点必须承认，我们拍摄不出灾难电影，有一个大家所意识不到的政治因素。如果在我们的电影里面出现灾难来临，尸横遍野的情况，不论是海啸还是火山喷发，在审查的环节就会被卡掉。因为这会被认为是隐射我们的预警机制不够健全，不能提前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即便我们电影里出现的时间是未来，估计也只能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一片安详，就会搞得我们的未来和现在的宣传没有任何的区别。观众怎么可能会花钱买票去看这种“左手摸右手”的乏味故事？
陈康杰心里打着鼓将剧本打开，不管我们以前有没有过拍摄灾难片的历史和经验，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