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与其他租界相比，可以说是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角落，主要表现在烟、赌、娼三个方面，其中又以烟为最。
在日租界经营鸦片烟以德义楼、乐利旅馆、新旅社和息游别墅四家旅馆最为出名。
德义楼设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南侧，该旅馆200多间房屋除留少数招待旅客食宿外，余者均租给烟土行开设烟馆。
每年内地及印度所产烟土运至天津后，都集中在德义楼，由德义楼再分拨各行。日租界当局不仅从贩卖鸦片中牟取厚利，而且还公然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运送，因此使日租界成为贩运鸦片的主要基地。
1924年后负责向日租界包运鸦片的是日本警察署司法副巡长徐德溥，徐以职权派警察沿途及德义楼附近值岗，警察可以从中大捞好处
。徐德溥为运送烟土方便起见，还特地在日租界扶桑街裕德里口开设了光裕汽车行，名为出租汽车，实为为运送烟土而开。
日租界当局对德义楼以房租形式加收公益费，每年可达50多万元，这样烟土行和烟馆就得到了日租界当局的公开保护。
其他旅馆，如乐利旅馆有烟土行40多家，息游别墅有烟土行30多家，新旅社有烟土行70多家。各旅馆的烟土行、烟馆都以德义楼为例向日租界当局缴纳公益费，因而受到日租界当局的保护。
当时的日租界的各个角落，差不多每隔不远就有一家烟馆，都是在日本警察署包庇下开设的，巡捕们可以从中勒索钱财。
日租界除允许公开销售和吸食鸦片外，还大量制造各种高含量的毒品。
制造毒品最初以日租界几家最老的日商药房为首，如松木盛大药房、丸二兄弟大药房、楠德义大药房等。
这些药房掌握着制造毒品不可缺少的“以达”药品，凡制造毒品者，均须向这些药房购买此药。
这些药房制造毒品情况除日本警察署中少数高级日本人知道外，中国巡捕均不敢过问。
除上述几家外，经营毒品的日本药房还有天顺堂、天喜堂、须田药房、畤田药房、金山药房等。一些日本洋行也经销毒品。
此外，经销毒品的日商还找一些生活困难的朝鲜浪人，在南市“三不管”及三义庄一带开设白面馆，毒害中国人民。
这些朝鲜浪人贩毒必须经日本领事馆批准。有时还由领事馆直接配给毒品。在天津日租界当局的包庇纵容下，毒品从天津扩散到整个华北。
除贩毒制毒外，在日租界中华茶园、东方饭店等处设有许多赌局，这些赌局的赌头是李明德和方明二人。
以后又有刘宝珍在日租界与中国地交界的的荣街北口隆兴里开设了宝局，另外青帮头子袁文会也在日租界大开赌场。
赌场花钱买通日本人。公开日夜聚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魔窟。
1931年后，住在日租界蓬莱里的上海人任渭渔在秋山街新街里开设花会赌局，每天下午开筒，后来发展为新老两筒。
此赌很快便遍及天津城厢各个角落，并传播到杨村、北仓、塘沽等地。这种赌博坑人最甚，在日租界当局庇护下，盛行无阻。
妓院多，是日租界的另一“特色”。当时日租界旭街芦庄子一带街道两旁有很多妓院，如裕德里、忠孝里、旭日里、东升里等。后来又逐渐发展到新旅社以及中华、同庆两茶园附近的中日界交界处。
另外中原公司附近的盛德里、富贵胡同等处也有不少妓院，还有日本艺妓馆和朝鲜妓女馆，四面钟一带还有暗娼。
这些落子馆由地痞流氓把持，托庇于日本警察署的保护，在营业同时大放“窑账”，重利盘剥妓女以及下层劳动者，日本警察署从中大获渔利。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派遣间谍从事谍报活动。甲午战争前后，其焦点集中在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和上海等地，其战略目标是调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区之兵要地志与备战情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服务。
当时，陆军参谋本部派驻天津的谍报负责人为陆军大尉世良田，其公开身份是领事馆武官，领导几名大陆浪人为其进行调查活动。
日本间谍原田俊三郎正担任天津巡警总局顾问。如此。天津便成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中心之一。
戴笠让闻昊注意这个叫原田俊三朗的日本人，他利用了天津巡警部局顾问的有利条件，趁机在天津接触一些高管，用来收买那些贪官，用来猎取中国在东北，华北情报。
那些经营黄。毒，赌的日本人一边经营肮脏的勾档，还暗中猎取中国在东北，华北的情报。
戴笠让闻昊尽快的在天津建立情报机构，来掌握日本人的动向，好让他在蒋公面前立功，现在戴笠虽然深得蒋公的的信任，但是他还需要有一些的表现才能得到更大的权力。
闻昊他也没以有当过间谍，不过他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的间谍组织是无孔不入，而在甲午战争后就大规模的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而在天津的日租界里就有大量的日本间谍在活动。
虽然闻昊不能马上得到日本人的机密心情报，但是给日本人制造点麻烦事，特别日本人的谍报机构造成的损失还是可以的。
而且闻昊对日租界的黄毒赌是也深恶痛快，他带着周玉英他们去了几次日租界后，知道日租界的肮脏的一面后。
闻昊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形成了，不过进机没有成熟，说法迟迟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