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又要过年了
男：是啊，我还在福建实习，估计除夕才能到家
女：也不差一两天，你回来，估计孩子就会叫爸爸了
男：很期待
——1962年1月
1989年2月3日，农历除夕。
过年永远是孩子最开心的日子，一大早，甄多余就在外面当当当地砸门：
“凉凉！凉凉！”
“干嘛？我还没吃完饭哪！”
“门口有个大灯笼，你看到了吗？”
“没！”
“我看到了，我等你一起玩！”
一听说有灯笼我哪还等的了，甄多余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开门跟上了。
“600！我出来啦！”
甄多余转过身来，我看他穿了一身新衣服。上半截是蓝色、下半截是黄色，是当年相当流行的面包服，只是他的衣服有点儿大了，下摆根本收不住，一直耷拉到膝盖上。
我也有新衣服，是前阵子黄绍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来的，粉色的驼绒大衣，胸前还有个白色蝴蝶结，在庄城根本找不到同款。但家里有个规矩，过年的新衣服只有大年初一才能上身，所以我也只能穿着秀荣给我做的红棉袄，外面套了个坎肩儿就跟甄多余出门了。出于一贯“不服输”的心理，我跟甄多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600，你这新衣服一点也不好看”。甄多余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什么也没说。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曾经在李保柱脸上出现过的那种表情，我读不懂的表情。
那时候的庄城是一座十分闭塞的省会城市，但有一点好处，清净。虽说外来人口很多，但多数都进了机关部队工厂，有组织有纪律，像老甄老马那样作奸犯科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气象局大院的所在地，前后左右分别是——军官学校、导弹旅、防空旅、通信团，就是走出2站地去也还是部队的地界儿，所以基本不会有人选择到这儿来做坏事儿。
正是因此，我上次被崩爆米花的“拐走”这件事儿才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也正是因此，我和甄多余才4岁半就敢独自进出家门玩耍。
我俩的行动范围，基本可以锁定在院内外方圆50米的范围内，如果不是那天筒子楼口挂上了灯笼，我俩估计早就溜达到导弹旅里看军人们擦大炮了。
别说，那年春节的灯笼还真好看，就挂在筒子楼的正门口，一边儿一个拴在挂灯上，红彤彤的，下面的穗子轻轻摆动着。我和甄多余蹦着高吹那个穗子，看着它散成一个圆片儿，我俩开心地大笑。
后来觉得不过瘾，甄多余搬来一个小板凳蹦着高往上够，直到把灯笼打得前后打晃才肯罢休。我不敢上板凳，就在底下看着他像个杂耍演员一样蹦来蹦去。
过了一会儿，方敏也来了：
“600，你干嘛呢？跟耍猴儿似的”
方敏比我和甄多余大半年多，在我印象中，她的童年一直是梳着两个羊角辫儿，穿着带飞边儿的翻领衬衫，小肚子挺得滚圆，手里永远拿着吃不完的零食。
那天也是一样，方敏的上衣兜鼓鼓囊囊的，里面装满了花生瓜子和牛奶糖，嘴里也不知含着什么，整张脸撑得圆滚滚的，说话也是含混不清。
“你也来啊，方敏，可好玩呢！”
甄多余知道方敏比我胆子大，主动邀请她加入耍猴队伍。
“你等着，我够这边这个灯笼”方敏仗着自己有身高优势，直接登上楼口的水泥高台儿，再加上吃得多、劲儿也大，蹦了没两下，灯笼就被她打落在地上。
这一切，被方敏的爷爷老方看个正着。他本来手里正拎着一条大鲤鱼溜溜达达地走着，看到方敏爬高赶紧小跑着过来了：
“这丫头……哎，快下来！”
他扔了鲤鱼，一把把方敏抱了下来。
“小敏，你这还行啊，那么高掉下来怎么办？多余，你也下来，别带着方敏蹦了！”
老方是真急眼啦，没有压住火气，更没有注意措辞，把甄多余和方敏都给镇住了。我在一边沉默地看着他们两个人，方敏被老方抱在怀里，而甄多余则愣愣的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又让我看不懂了。
在他们仨旁边，那条可怜的大鲤鱼孤零零的，在地面儿上玩儿命蹦着高。
老方好像也意识到自己话说重了，把方敏放下，看看我们三个，从兜里掏出三块儿牛奶糖给我们每人一块儿。
“好了，都好好玩儿，注意安全，明天都到爷爷家要压岁钱啊！”
“谢谢爷爷”
老方摸了摸我和甄多余的头，转身捡起掉在地上的灯笼挂好，又拎着鲤鱼上楼了。
他走后，甄多余和方敏没有再去爬高，我们都离那个灯笼远远的，坐在楼口的台阶上吃起了牛奶糖，没出五分钟，欢声笑语再次响彻了整个楼道。
孩子的心就是那样纯净，他们只会记住所有美好的东西。一块儿牛奶糖，足以让甄多余忘掉刚才的委屈。
那天筒子楼门前门外都格外热闹，有出去采购的住户，也有迎来送往的客人，手里都拎着大包小包，脸上笑嘻嘻的。每个打我们面前经过的大人，基本都会往我们兜里塞上几块儿糖，运气好了还有酒心儿巧克力和花生蘸。
不一会儿，我、方敏和甄多余每个人的兜都塞得满满的。我和甄多余由于占了地域优势，一趟趟把战利品往家里运，一上午，我家的糖盒已经装满了。
方敏家住三楼，一趟趟往家运货确实不方便，她除了拼了命地往兜里塞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