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路的铺设，涉及到陆上交通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整个地缘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显然对荆州有利，对整个华夏文明有利，所以，林纯鸿在解决了大明银行的难题后，首先将目光聚焦到方城至叶县一线。
至于毛纺织业，涉及到华夏文明的安全，有利于化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几千年来的对立，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林纯鸿关注毛纺织业的发展，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三十余万壮丁全部用来筑路，引起了林纯鸿的警惕。
一方面，王两全虽然规划了数千里的钢轨路，但筑路总有完成的一天，届时，数百万人口向何处疏散？另一方面，虽有“湖广熟、天下足”之民谚，但这个时代的粮食单产还是低得可怜，湖广有没有能力同时接济江南、河南、陕西三地的粮食？
张道涵的调查迅速呈现在林纯鸿面前，各地常平仓储粮仅余九百八十万石，南阳、汝州的常平仓已经空空如洗，全部依赖从武昌经汉水、唐白河调粮。
最高峰时，所有常平仓的储粮高达两千多万石，也就是说，近一两年来，粮食一直入不敷出！
九百八十万石，看起来数字很大，实质上却少得可怜。现在，荆州直辖的人口，包括汝州在内，已经达到一千四百多万，九百八十万石，半年就吃完了。
更何况，每年还要向江南调运四五百万石，还要接济陕西、河南将近数百万人口，万一湖广的粮食减产，整个湖广、江南都要面临饥荒的威胁，后果是灾难性的。
就在林纯鸿为粮食安全震惊时，他的质询令抵达西安，被熊文灿翻来覆去地看来看去。
熊文灿不敢懈怠，马上上书道明原因：刚开始时，弓兵需要费非常大的劲，才能说服百姓移居河南，渐渐地，移民成了风潮，挡都挡不住。陕民甚至出现了自发出潼关，前往河南的迹象。考虑到百姓自发移居，风险不可控，陕西方面不得已之下，只好将这帮百姓组织起来，统一移居河南。
与其说是移居，还不如说是引导陕民逃荒，这股风潮愈演愈烈，以至?以至于陕西方面压都压不住。
最后，熊文灿还提出了预警：按照这个趋势，移居的风潮迟早会扩散至陕北，移居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大！
陕西如此，河南自不必说，也有向洛阳一带移居的趋势，如此庞大的移民，已经慢慢超越了荆州的承受能力。
林纯鸿接到熊文灿的上书后，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经济学院的预估，陕西移出百万人口后，即便有灾荒，也能养活余下的人口，为何移民会越来越多呢？
林纯鸿琢磨不透其中的原因，慌忙令经济学院组织精干力量至陕西调查。
经济学院的人马抵达陕西后，稍稍深入，便敏锐地察觉了原因，先期向林纯鸿汇报大致情况后，然后继续采样、调查，以便为荆州方面提供详实的数据。
原因让林纯鸿有点哭笑不得：圈地运动、羊吃人。
林纯鸿本以为，中国北方有着广阔的草原，能够为毛纺织业提供足够的羊毛，不会类似英国出现所谓的圈地运动。哪想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正如江南人总有一股改稻为桑的冲动一般。
黄渤当初算的一笔账，认为在山西贫瘠、干旱之地养羊比种地要划算得多。这笔账，黄渤会算，当地的地主老爷也会算，心里都有了养羊的冲动。
在毛纺织业尚未形成产业时，养羊无非为了吃肉，其收益显然不及种地。当羊毛开始畅销时，既能剪羊毛获利，又能宰羊吃肉，其收益就非种地所能及了。
只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惧，让他们有点迟疑不决。待到黄渤在朔州以北大肆开辟草场，蓄养战马和绵羊后，地主老爷终于下定了决心。
榜样的力量，总是无穷的。
尤其在陕西延州、榆林一带，多年干旱，仅仅在河谷等灌溉方便的地方，才能收取少得可怜的粮食，地主老爷们早已穷得和佃户没什么区别，就差逃荒了。当他们得知黄渤养羊赚了大钱后，义无反顾地将耕地全部改为草场，从朔州买来了大量的绵羊。
草场所需要的劳力，连耕地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于是，陕西以北多出了无数的劳力。这帮劳力无事可干，自然也无粮食可吃。
若虎啸军团、龙武军未驻扎在陕西，这帮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随李自成，将大明搅个天翻地覆。只是，现在龙武军和虎啸军团严厉打击匪盗，只要哪里出现一点占山为王的苗头，立即往死里剿。摄于荆州军之威，已经无人敢揭竿而起。
可是，人活着总要吃饭，延州、榆林一带的佃户，开始自发地往关中平原逃荒。
关中平原的境况比延州和榆林也好不到哪里去，佃户们依然找不到足以果腹的粮食。当他们听闻弓兵招募劳力前往河南的消息后，自然将此作为了救命的稻草，拼死也要把握住。
于是，由陕西前往河南的劳工团体越来越壮大，逐渐脱离了熊文灿的控制。
随着意识到养羊比种地挣钱的地主老爷们越来越多，被逐离陕西的佃户只会越来越多。
大明版的圈地运动，正式上演，羊虽未吃人，却占据了人的生存地盘，称为羊吃人，也不为过。
不过，大明地大物博，各地经济差异极大，非英国弹丸之地可比，自然与英国版的圈地运动大大不同。如，林纯鸿知悉这种状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