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总是拥有很可怕的直觉——这是我从我妈身上总结出来的结论。
不过这是一种需要锻炼的天赋，许多女人毫无理由地滥用导致她们变成了偏执狂。
我妈的直觉后来就被她滥用了，变成了某种偏见——她总是怀疑我对她撒谎。
但是在我小时候，她的直觉是很准的，总是能够抓住我半夜爬起来看电视——《圣斗士星矢》在12点后播，我等爸妈他们睡着了爬起来打开电视，在客厅戴着耳机观看。
我妈总能通过他们门顶上的玻璃反光确定外面电视开着；偶尔她起床遇见我上厕所，她就会警醒地摸一把电视机的后面是不是热的。
后来我不看电视看小说了，她在厕所里面遇见我，总能从各种地方——譬如洗衣机里面、洗衣机下面、洗衣台下面摸出我藏的小说。
不断被验证的自觉形成的正反馈导致了她的膨胀，时间长了，她就自以为是地觉得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
小孩子就是在和学校、老师、家朋友们交流这种斗智斗勇过程经历中成长起来的。
我虽然从小对我爸妈做人做事，教育我的那一套很看不起，但其实骨子里其实很受我爸妈的影响——当然不是日本青年受列夫·托尔斯泰那种影响。
所以当我发现我姐姐的那个秘密的时候，我也像是我妈一样陷入了某种偏见——她说她要和王叔叔晚回去一周，我就自然脑补成一些私密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不在意这一周的白天他们都必须哪怕是掩饰性地安排工作。
王兴林和高敏教授没有和我姐姐住同一家宾馆，估计是“王叔叔”为了避嫌的缘故，他陪着他老婆住在省大学的校园招待所里，当我跟着姐姐出席高教授的学术报告会的时候，骇然发现王兴林和我姐姐居然都各自有自己的秘书了。
王兴林的秘书还兼任他的司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子。
我姐姐的秘书则是她刚刚毕业的校友，据说刚招来没几天，是一个腼腆的戴着眼镜的胖女孩，看上去有点傻傻的样子。
在我姐姐介绍我的时候，她还对我的母校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羡慕我姐姐考上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更羡慕她有资格不去读。
这位小姐姐也就比我大一岁，毕业于环境工程专业，很明显是我姐姐为了倚重作为专业技术上的顾问秘书而招募的，虽然无论怎么看都有些草率，但是大概是她初次作为老板的一次历练，毕竟一开始降伏一个毕业生比降伏一个老油条容易得多，更不要说她本人也才刚刚二十二岁。
高敏教授身边也有一名助手，我一开始以为是省大学安排的跟班，结果我姐姐和我介绍说这位是省大毕业的本科生，已经考上了高教授的研究生。
等我们都坐下来听这个学术讲座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哪怕我姐姐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当然不是高教授一个人的讲座，这是省大和相关企业，还有有政府背景的环保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学术活动——说是学术活动，实质上是学术界和企业界自我宣传的平台，学术界的教授们宣传自己的学术成果招揽企业的技术投资，企业宣传自己所谓的成熟技术以求政府的青眼，毕竟在废物处理这块上——政府是最大的主导者，即便从上到下的固废中心成立也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显而易见，大量的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提前嗅到了这里面的利益和商机。
高教授的讲座排在第三个的位置，前面两个讲座，一个是环保部的政策法规处的官员解读废物处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新成立的固废管理中心的任务和职责，顺带讲了讲从中央到地方监管处理固体废物的思路——我天然地觉得后面这部分内容是他本人在夹带私货，但是鼓励在场的企业和老板投资废物处理企业也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第二个讲座安排的是地方环保部门固废中心的一位领导，他着重讲了一下当前本地的固体废物的处理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方向，以及监管部门希望固废处理要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大部分内容还是探讨性质的，提了许多可能性，但是没有结论，这位领导大概是因为直接接触一线监管工作，说话非常谨慎，尽量罗列数据，但是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压力大的叫苦——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同样表达了对于该行业的看好——就差明着说要官督商办了。
高教授的讲座学术性质最高——当然，这纯粹出于我这种还没有脱离象牙塔的学生的偏见——她自然也看好环境保护领域处理废物这一行当，理由非常充分——她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业数据作为对比，同时她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必然导致其他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出售回收废物作为原材料——这里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废旧钢铁、废纸、废塑料等等，洋垃圾是中国工业的补充粮食——尽管吃这些二手粮食的代价有些大。
在这个前提下，高教授表示中国的监管体系先天上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太大了，不仅一省和一省情况不一样，就是一市与一市，一县与一县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根本不可能将全国的监管纳入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之下。
废物处理需要很多条件，最大的条件就是土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各种条件的差异，导致废物处理的成本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基